二号站平台《Q2347-660 》从流浪少年到从艺60载的指挥家
4月10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场口的大门打开，原中央芭蕾舞团首席指挥、85岁的卞祖善款款走来。除却一头青丝已变作银发，卞祖善身形清瘦，动作从容潇洒，依然是人们印象中的模样。
这是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第三场演出，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上演。卞祖善执棒乐团奏响的《红色娘子军》选曲，有太多的故事可讲。跃动的音符，见证着这位老者一生对音乐的热爱。
从流浪少年成长为指挥家
1949年初，一个男孩偷偷钻过铁丝网，扒上火车。火车“隆隆”地驶出镇江，带走了金山寺、北固山，也带走了他贫苦却温暖的童年：买不起文房四宝，父亲就带他在玻璃板上练字，写了擦，擦了写；还有至今难忘的那首《摇篮曲》，歌词里唱着“瞌睡虫来了，来了……”凤凰联盟2号站
卞祖善13岁那一年，父亲重病后，贫寒的家境再也无力支撑，身无分文的他孤身一人流浪到上海，想投靠在那里谋生的哥哥。兵荒马乱的年月，哥哥也失业了，老板带着家财去了台湾。走投无路时，他被好心人送到了上海基督教难童教养院，还成为了唱诗班的一员。
“音乐与我本无缘，是音乐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音乐。”卞祖善的座右铭如是写道。他的人生中有两次与音乐互相选择的机会，这是第一次。学唱歌的同时，唱诗班的艺术指导老师黄兰玉还教他弹钢琴。很快，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教养院解散，卞祖善考进陶行知先生创办、能够提供食宿的育才学校音乐组。每到周末，陈贻鑫老师就会带着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坐上三轮车，去兰心大戏院旁听上海交响乐团“星期音乐会”的彩排。海顿的“告别”、贝多芬的“命运”、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那五光十色的世界，从此向卞祖善打开了大门。
1952年10月，由于学校的合并调整，卞祖善转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少年班（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前身）。那时的卞祖善一心向着作曲努力，写过一些作品，其中，《在田野》曾由钢琴家巫漪丽录音，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但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成立前夕，卞祖善的耳边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学指挥吧，你看你耳朵不错，钢琴不错，音乐基础理论很好，身材也不错啊！”师长们劝道，“作曲和指挥也不矛盾，你坐在指挥台上，照样可以写曲子嘛。”
于是，音乐第二次选择了卞祖善，也成全了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科班出身的乐队指挥”。“第一位”何解？原来，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分别成立指挥系，前者只设有合唱指挥一个专业，后者设有合唱、民乐、乐队指挥三个专业，卞祖善是乐队指挥专业一年级的“独苗”，师从杨嘉仁教授。求学的那些年里，他始终勤奋刻苦，只要有时间，就泡在唱片欣赏室里听唱片。终于有一天，管理员老杨忍不住用浓浓的山东话对他“抱怨”：“卞祖善，你还听啊，我们这儿的唱片都让你听烂啦！”
沉浸在音乐中，足以让人忽略当年许多物质条件上的清苦。1957年，作曲大师肖斯塔科维奇完成了《第十一交响曲》，前苏联的音乐家代表团从莫斯科带来了录音。卞祖善和同学们涌入上海音乐家协会，守着录音机聚精会神地听完全曲。活动结束后，公交车早已停运，只能徒步从市里走回位于郊区漕河泾的校园。卞祖善一边走，一边唱着刚刚听到的旋律，乐此不疲。二号站平台
见证《红色娘子军》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早上十点左右，卞祖善外出回来，在小区门口和保安热情地打了个招呼。这是卞祖善生活中的一个截面，带着浓郁而鲜活的烟火气。在北京这座城市，他已经度过了整整60年。
1961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卞祖善到原文化部报到。摆在他面前的有三个选择：东方歌舞团、新影乐团和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我选最后一个。”卞祖善毫不犹豫，“它‘实验’，我也‘实验’。我们同步成长，蛮好的。”他和芭蕾舞还有一份不解之缘，第一次乐队实习，他指挥的就是《天鹅湖》选曲。
进团初期，卞祖善先后执棒舞剧《吉赛尔》和《泪泉》，其中，《泪泉》是新中国艺术工作者第一次独立排演的外国芭蕾舞剧。工作的第三个年头，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开始了，它由吴祖强、杜鸣心、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担任作曲，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担任编导，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黄飞立和助手李华德担任指挥。28岁的卞祖善毕竟年轻，没有参与到主创团队中，但他始终关注这部作品，排练时，他一边给前辈们添茶送水，一边观摩学习，像个乖巧的小学生。
对卞祖善而言，《红色娘子军》是一部相当特殊的作品，到底挥过多少次，连自己也数不清。很多人将《红色娘子军》视为他的“代表作”，以至于常有谬误产生。为此，卞祖善总是要特别澄清，1964年9月的《红色娘子军》首演的指挥并不是他，而是黄飞立教授。1966年8月，他站上《红色娘子军》的指挥台，接过了原中央歌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的接力棒。话说到这里，卞祖善又要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黎国荃先生也参与了《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第三场中的“开仓分粮”、第六场中的“化悲痛为力量”的配乐就是他的手笔。黎国荃驾驭歌剧等戏剧音乐的水准，也大大提升了《红色娘子军》的音乐表现力。
1968年4月后，卞祖善指挥的《红色娘子军》因故中断，此后，在1970年，《红色娘子军》诞生了又一个版本。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再度复排《红色娘子军》。吴祖强兴冲冲地打来电话，希望能恢复1964年为毛主席演出的版本。这意味着要重新抄谱和排练，合光、合景、合舞等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当时时间紧迫，未能实现。蒋祖慧导演却坚持，“第二场里，从琼花上场到结束，我都想用1964年的版本。”从此，这个兼有1970年版和1964年版的“混合版”流行至今，几乎走遍了全国大地，仅在1993年，卞祖善就执棒53场。1994年，在《红色娘子军》问世3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成立35周年之际，这部作品受邀赴香港巡演。大家又兴奋又激动，可落地香港时，却被告知事先安排的新闻发布会取消了。“不需要了！”对方说明，“发布会本来是为了促进票房，现在连100港币的站票都卖完了。”
为了热爱的音乐“好好活着”
谈起《红色娘子军》时，卞祖善博闻强识，儒雅却严谨，那是他对待艺术一贯的态度。早在1962年，独自执棒《泪泉》时，他就是个较真儿的年轻人。《泪泉》取材自普希金长诗《致巴赫奇萨拉依宫的喷泉》，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它讲述了崇高爱情对野蛮人的拯救；卞祖善却提出，它在歌颂女主角玛利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爱情的忠贞。
“杨嘉仁教授谆谆教导我，一个指挥家应该是当然的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半个作曲家、半个歌唱家。”恩师的教导始终在指引卞祖善。1999年底，从中央芭蕾舞团退休后，他依然奔忙，指挥演出、普及交响乐、写音乐评论文章、改编音乐作品。2010年，74岁的卞祖善乘坐航班多达83次。去年的疫情好转后，从8月开始，他带着《人类的交响乐——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讲座辗转在厦门、天津、沈阳、海口、无锡等7个城市间，讲了8次。
音乐评论是卞祖善的又一方阵地，目前，他的各类文章已超过百万字，《乐海蠡测》《乐海回响》《乐海弄潮》三部文集已出版问世并将重印。“从文集的名字上看，胆子越来越大。”卞祖善从来都是敢讲真话的人，“不一定客观和规范，但我愿意真诚地和大家交流。”2001年的那场“卞谭之争”至今被人们回味，录制电视节目时，围绕着谭盾的作品，卞祖善和谭盾展开争论，最终谭盾拂袖离去。“音乐评论不能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卞祖善的态度没有改变过。“现在的年轻人容易被西方技法束缚，缺乏自己的特点。”《黄河大合唱》《梁祝》《红色娘子军》为什么能成为经典？关键在于作曲家的创作植根于本民族的“音乐母语”。
无论普及还是乐评，都离不开知识阅历的积累。以音乐为起点，卞祖善读过很多书，德彪西《牧神的午后》可以延伸到莫奈的绘画《日出·印象》，理解李斯特《但丁交响曲》绕不开但丁的《神曲》。现在，他依然在阅读。《我们同年生：大江健三郎·小泽征尔对话录》中，大江健三郎曾说，为了有智力缺陷的儿子小光，“我必须活着。”这句话让卞祖善很有感慨：“为了热爱的人和热爱的事业，我们必须好好活着，要有所作为。”今年，卞祖善已经有了更多的演出计划，10月下旬，中央芭蕾舞团在扬州运河大剧院的《红色娘子军》将再次由卞祖善执棒。
85岁高龄的卞祖善，人生中有太多值得铭记的节点，可每每提及，他总能脱口而出、条分缕析。他也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因为年轻人“敏感、聪慧、热情”。很多人想问，卞祖善缘何如此精神矍铄？在他看来，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言，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音乐。“是新中国让我有了学习音乐的机会。”卞祖善说，“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