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路遙和他的創作，有一個現象非常值得玩味：一邊是路遙的作品長期缺席當代文學史的重要教材，一直被學術圈內的專家看輕、看低；另一邊是廣大讀者對路遙小說的熱捧，他們不僅將路遙視作“偉大的作家”，甚至將《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當作“人生聖經”，其中也包括馬雲、賈樟柯等名人。直至今日，我們仍能從很多高校圖書館的借閱榜單上見到路遙的作品。,如何解釋這種“路遙現象”？答案並不深奧。普通讀者對路遙的熱愛和崇拜，原因往往在文學之外，他們將路遙的小說當成“人生之書”，或者人生指南。在路遙作品的讀後感中，出現頻次最高的詞是“奮鬥”。也因此，我們可以將這種接受方式概括為勵志型讀法。,繼上世紀80年代西安電影製片廠的電影版和2014年楊陽導演的電視劇版后，最近的熱播劇《人生之路》再次將路遙的經典小說《人生》搬上熒屏。比起此前的版本，該劇不僅出於貼近觀眾的考慮全盤接受了勵志型讀法，且在改編過程中加入了來自時代的新思考、新想法，與當年的路遙形成強烈的精神共振。,道德的力量,《人生之路》對《人生》的改編，最大膽的有兩處：一是高加林參加高考“失敗”並被高雙星冒名頂替；二是高加林幾經波折後進入上海，續寫了《人生》並未完成的故事。這兩處改動又是有機統一的——被偷換的人生，理應得到補償；奮鬥者的努力，理應得到回報。,再看高加林前往上海的歷程。無論是在高明樓的推薦下成為民辦教師，還是因為馬占勝開後門當上縣委宣傳幹事，“外力”始終無法幫助高加林走向成功。這也是本劇想要表達的觀點：富有才華的青年必須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奮鬥成就自我，否則，這就不是正確的“人生之路”。,這個道理看似簡單、老套，卻是路遙小說當年之所以能打動萬千讀者的根本原因。路遙在《人生》的開篇就引用了柳青《創業史》中一段著名的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在小說的敘事框架中，總想在高加林人生緊要處為他糾偏的，是德順老漢。,他既是鄉土文明的“守夜人”，也是倫理道德的勸諭者。在高加林為發泄鬱悶拚命幹活而將雙手磨出血泡時，是德順老漢把一捧黃土撒在高加林的手上，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黃土是止血的。”高加林拋棄劉巧珍后，是德順老漢趕到縣城，對高加林進行了語重心長的勸說：“你丟了一塊金子啊。”,《人生之路》中，我們也看到了小說中最動人的場景：高加林和劉巧珍認真傾聽德順老漢講述他和愛人的故事。道德的力量和人生的經驗正是通過這種講故事的形式傳遞給一代代的後繼者。由此可見，路遙小說之所以能打動一代代青年讀者，不僅因為主人公的勵志，更因為這份勵志對現實生活的介入、對世道人心的影響。,《人生之路》對《人生》的改編，要把這份道德力量進一步放大。於是我們看到，來到上海的巧珍依靠自己的真誠和善良打動了付阿婆，卻不貪圖後者的財產，反而把房子留給孤寡老人；也看到高雙星承受不住良心的自責，選擇向高加林坦白一切，並且用回到故鄉當教師的方式自我救贖。,就此而言，《人生之路》是懂路遙的。儘管故事的舞台擴展到了小說中沒有的大都市上海，故事的時間一直延續到小說不曾經歷的新世紀初，但電視劇確實成功地傳承和續寫了《人生》的精神內核——路遙的理想主義情懷與英雄主義氣質不會過時，哪怕是在這個互聯網時代。,致命的缺陷,然而，《人生之路》對《人生》的勵志型讀法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迴避了小說文本中主體奮鬥之外的社會、經濟關係。事實上，高加林的奮鬥從來就包含兩個面向，即實現個人價值以及改造世界。如果說，高加林式有為青年的創造精神一直都在，那麼如何讓他們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正是《人生》想要關注和討論的真問題。,比如，高家村裡的“大能人”高明樓和“二能人”劉立本就構成了對高加林事業和愛情的雙重阻礙。與其說這是他們個人的行為，不如說是某種前現代的經濟、社會結構決定了真正的“能人”高加林無法掌握自身命運。,在《人生之路》中，老戲骨們為觀眾奉獻了十分精彩的表演，卻也在無形中迴避了路遙提出的問題。林永健扮演的高明樓一邊安排兒子高雙星頂替高加林進了大學，一邊又在日常生活中對高加林一家關懷備至。本劇着力突出了他人性化的一面，似乎他的所作所為只是一位老父親關愛兒子的無奈之舉。同樣，劉立本在本劇中成了一位“刀子嘴豆腐心”的可愛老人，甚至演出了幾分喜劇色彩。,這樣一來，高加林悲慘的人生遭遇似乎被溫情化了，青年無法施展個人抱負的原因似乎也被歸為個別人的“一念之差”。如果說當年路遙感嘆的是改革開放在充分解放农民的同時卻沒有為他們建設好進城落戶的配套措施，那麼《人生之路》只是停留在了人性善惡的層面上，並未對青年的命運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由此也就不難解釋，高加林為何在進入上海后，反而變得按部就班、沉穩保守，甚至拒絕了和亞萍一起去國外的要求——電視劇把青年在大城市奮鬥中可能遇到的難題都“消除”了。這是一種遺憾，“高加林難題”本是可以超越時代的經典命題，但《人生之路》卻悄悄地從側面滑了過去。,情感的平衡,《人生之路》另一處較大的改動，是劉巧珍的個性。從小說里的善良、柔弱到電視劇里的果敢、潑辣。顯然，電視劇主創希望賦予她更鮮明的時代特質，讓她成為更容易為觀眾接受的“大女主”。同時，電視劇也極力渲染高加林和黃亞萍之間的志同道合。這樣的處理似乎在肯定愛情不能離開階層和物質的理論，也削弱了電視劇的情感力量——高加林的個人能力並沒有讓他獲得美德而是喪失了美德這恰好是高加林和《人生》讓人熱淚盈眶的東西。,不過，這可能並不是電視劇的錯。一個有趣的細節，在小說《人生》中，高加林進城賣饃失敗，最後是劉巧珍把饃送給了自己的親戚；而在《人生之路》中，劉巧珍在發現高加林的難處后三下五除二就把剩下的饃賣了個精光。也就是說，小說把商品關係轉化成了一種倫理關係，而電視劇則將倫理關係變成了一種商品關係。,這種變化，恰恰映射了現實：一個以商品關係為主導的現代社會正在取代以人情、倫理為主導的傳統社會。《人生之路》的困境就在於：一方面希望對這一傾向進行反思和反撥，強調高家村的青年在奮鬥過程中不能缺少誠實、正直等品質；另一方面，卻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現代社會運行邏輯的影響，只好用勵志型讀法迴避真問題。,但或許，正是在這一語境中，我們更應該一次次重讀路遙，並一次次獲得經典性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