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大師回顧”單元，展映了查理·卓別林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導演、編劇並主演的《淘金記》《城市之光》《凡爾杜先生》《舞台春秋》等八部代表作。這些無聲或有聲電影，雖然遠不能概述卓別林一生的創作（他六十多年的藝術生涯里，主演了八十餘部電影，且絕大多數為自編自導），不過足以展現他作為電影巨匠的多面性，以及作品超越時代的根源。他不僅是公認的喜劇大師，更是深刻的制度觀察家、尖銳的社會批判家以及嚴肅的人類預言家。,“查理”形象的背後,英國導演理查德·阿滕伯勒1992年執導的傳記電影《卓別林》中有這樣一幕：引領卓別林走上演藝之路的哥哥，針對他1917年執導的短片《移民》樣片，發出嚴重警告。哥哥覺得自由女神像、移民被警察阻攔在隔離區等鏡頭，涉嫌諷刺美國移民局，會讓一部喜劇片變成政治片，影響卓別林冉冉上升的事業。卓別林認為這是他對美國“愛之深責之切”的體現，沒有理會哥哥“遞來”的“剪刀”。,卓別林早期傾注作者態度、關切社會民生的作品，並非只有一部《移民》。他通過《流浪漢》《從軍記》《安樂街》《朝聖者》等默片共同構建的銀幕形象“查理”，逗得觀眾捧腹大笑之餘，也在引導他們發現生活中的殘酷真相。,瘦小的“查理”時常頭戴破禮帽、蓄着牙膏胡、身穿肥褲子、腳蹬大皮鞋，拿着一根細手杖，邁着鴨子步進入觀眾視線。他一邊與在外形和權力兩個方面都“碾壓”他的警察、惡霸、老闆等人，大玩你追我逃的貓鼠遊戲；一邊向觀眾釋放信號：偷盜行騙、耍弄別人的行為，屬於為了討口飯吃的逼不得已。此種情景，隱喻的不僅是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歐美列強內部，逐利的資本對工人階級的盤剝，還有發達國家對貧弱國度的野蠻侵略或殖民統治。,這讓其時世界範圍的觀眾尤其勞工階層，在對“查理”的同情與喜愛中，也包含一份將他視為自己人的認同。他的一次次冒險之旅，在觀眾的助推下，被賦予神話色彩。法國新浪潮電影之父安德烈·巴贊談及“查理”，甚至把他與尤利西斯相提並論。,偶爾，卓別林也會“利用”觀眾對於“查理”的熱愛，提出改良社會的可能性方案。同樣是1917年公映的《安樂街》，街頭流浪漢“查理”，為了生活，成為一名他在其他影片中避之不及的警察，接下治理充斥暴力與流血事件的安樂街的重任。他巧用智慧將身形碩大的一方惡棍擊敗，安樂街居民在全新落成的教堂面前重建信仰，生活恢復平靜。,不過這種屬於社區或說社會層面的“理想照進現實”，在卓別林的作品中難得一見。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卓別林，對人類社會並不信任，他質疑權威抨擊所謂的救世主，也毫不客氣地指出群體的麻木與盲從。,1940年公映的《大獨裁者》，是卓別林的首部有聲電影。影片中他分飾兩角，時而是猶太理髮師“查理”，時而是虛構國度里妄圖稱霸世界的暴君，身上鮮明地帶着希特勒的印記。由於“查理”與暴君在外貌上毫無差別，他在最後陰差陽錯取代了暴君，向世界發出停戰的和平宣言，預言了1945年納粹勢力的全面失敗，也讓當下的觀眾警惕新民粹主義在世界各地的抬頭。,但這部影片在美國上映時，遭到了眾多觀眾的憤怒抵制。因為“查理”昔日的“迷弟迷妹”們，已經被希特勒推行的民粹主義成功洗腦，他們正在翹首期盼“意志的勝利”席捲全球。,傳記劇情片《卓別林》對這一歷史情境的再現，是電影院里的觀眾對着銀幕上正在“污衊”希特勒的卓別林，發出可怕的詛咒，朝他擲去爛番茄。弔詭之處在於，卓別林在那刻已然化身為希勒特，番茄汁弄髒的，其實是民粹主義者偶像的嘴臉。,卓別林式的冷峻思考,卓別林的前瞻性，在1936年的《摩登時代》中體現得也很明顯。流水線上負責擰螺絲的“查理”與工廠、機器設備的關係，映照着當下的“打工人”與公司、電腦手機的關係。“查理”當年在資本家的驅趕下，擰螺絲擰到精神失常；今天“打工人”的近似處境，早已不是新聞。,可堪安慰的是，《摩登時代》里“查理”的生命，一度被闖入他生活中的流浪女孩照亮。兩人曾在位於鄉間湖邊的破舊小木屋裡，過了一段物質貧窮精神富足的日子。雖然他們在失業與就業的漩渦中反覆打轉，可結尾仍令人感動：兩人扶攜着踏上了“希望在遠方”的旅程。,單純女性對流浪漢的救贖，幾乎是卓別林“查理”系列電影的恆定主題之一。原本被警察驅逐、遊離於社會之外的“查理”，在女性溫柔目光的注視之下，萌生回歸人群的念想，將心動化為行動。《安樂街》里沐浴着聖光出場的牧師女兒，讓靠偷竊度日的“查理”下定決心改過自新，最終成為守護一方的警察。,《城市之光》更為極致，雙目失明的賣花女竟然也擁有這種魔法，“盯”得身無分文的“查理”想方設法籌錢，要讓她藉助手術重見光明。尾聲雙眼復明的女孩開了一家花店，並在認出“查理”後主動牽起他的手，是這類電影中較為理想化的一種結局。,而在《淘金記》《狗的生活》《尋子遇仙記》等影片中，“有情人終成眷屬”甚至被包裝成為禮盒。《淘金記》里，他不僅抱得美人歸，還成了百萬富翁。《狗的生活》中，他和一個女性以及一條狗，在田園牧歌般的環境里組建了“三口之家”。到了《尋子遇仙記》，狗則被一個小孩取代，男人、女人與孩子雖然不是真正意義的一家人，但千真萬確組成了一個家庭。,這些美夢成真的時刻，明顯帶有烏托邦色彩，就像《尋子遇仙記》中“查理”的夢境，長着天使翅膀的人類，只能在創世紀起初的天國伊甸園和諧相處。由此，卓別林進一步指出，現實社會如果不能良性運轉，所謂幸福家庭，只會是空中樓閣。,1947年的《凡爾杜先生》，是卓別林作品序列中較為冷峻的一部。影片中的他雖然也留着小鬍子，一身行頭以及隨身攜帶的手杖的質地，與邋遢的“查理”有着天壤之別。着裝的加持，也讓人物的心性發生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情感專一的“查理”，成了先騙取女性錢財再奪去她們性命的凡爾杜——按巴贊所言，凡爾杜既是到處留情的唐璜，也是殺人不眨眼的藍鬍子。,凡爾杜本來是個踏踏實實在金融機構上班的小職員，可嘆經濟危機爆發初期，他便成為首批被裁員的對象。為了給殘障的妻子和健康的兒子提供充足的生活保障，他鋌而走險踏上犯罪的不歸路。行騙殺人的生涯里，只有一位念念不忘死去的丈夫的女性，讓他動了惻隱之心。,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後，妻子與兒子的生命，隨着凡爾杜消失殆盡的財產，走到盡頭。兩人是否被他親手殺死，影片沒做交代。毋庸置疑的是，社會難逃其責。他再遇被他放過一馬的女孩，發現她已融入社會的染缸，主動向社會及其身後的時代举手投降，接受公眾的道德審判。,現實中，卓別林也因這部主旨曖昧的電影，受到美國、法國等國家觀眾的攻擊。觀眾最不能理解的是，卓別林離“查理”越來越遠，甚或成了“查理”的對立面。,“查理”與卓別林的合體,事實上，觀眾如果結合《流浪漢》《冒險家》《朝聖者》等影片，來看前面提及的卓別林式的“如願以償”，能夠清晰意識到，卓別林眼中的現實社會一直缺乏溫度。這幾部電影中，女性只是一道象徵性的光芒，短暫出現之後又很快消失，“查理”只能回到遠離人群的老路上繼續流浪。,《朝聖者》里的美國警察，被放在美國與墨西哥交界處，這一筆觸最值得細細咂摸。一邊是美國將屢教不改的他驅逐出境，一邊是正在上演槍戰戲碼的墨西哥並不歡迎他入境。,戲中“查理”的左右為難，為戲外卓別林的未來埋下伏筆。美國聯邦調查局因為卓別林拍攝了《摩登時代》《大獨裁者》《凡爾杜先生》等影片，將他視為共產主義者，秘密調查了多年。1952年，他受麥卡錫主義迫害離開美國。而他英國故鄉的同胞，很多年前就曾明確表示，並不歡迎這個躲過戰爭在美國發大財的“幸運兒”。卓別林最終在瑞士度過餘生。,慶幸的是，卓別林於離開美國的當年，在這個成就他電影事業的國度，完成了另一部偉大作品《舞台春秋》的拍攝。這部影片藉助衰老的喜劇演員與年輕的芭蕾舞者形象與事業上的強烈對比，通過展現兩人之間亦師亦友、是戀人也是父女、既對立又和睦的關係，揭示藝術與生活的真諦。藝術不會跟着小丑演員的死亡煙消雲散，而會隨着芭蕾舞者的足尖舞動新的傳奇。生活，亦要繼續。,同時，這部帶着自傳性質的影片，也說出卓別林對“查理”的情感變化過程。“查理”曾給他帶來無數榮譽，不過也因觀眾把“查理”與他本人完全等同，成為他無法擺脫的夢魘。人近暮年，他正視了“查理”早已與自己合為一體的事實。只不過，他不再在乎有無觀眾，坦然地將“查理”的表演留給自己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