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下發《關於在全省文物系統開展向田建文同志學習的通知》，要求學習田建文“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甘於奉獻的考古情懷”“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田建文，男，1965年生，山西襄汾人，中共黨員。1984年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畢業后，主動回到家鄉，紮根基層一線從事考古工作至今，現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級研究館員。”這是《通知》中的一段介紹，沒有過多渲染，甚至沒有修飾，看后卻讓人產生了疑問。,1965年生，1984年就大學畢業。那說明，田建文不到16歲就上了大學，還是北京大學。1984年，改革開放初期，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缺乏，大學生都被稱為“天之驕子”，田建文作為北大的高材生怎麼到了基層工作？當時實行大學生分配製度，組織決定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去向，不是個人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田建文的“主動回到家鄉”背後有什麼故事？38年在基層，寥寥幾個字一筆帶過的是一個人幾乎全部的職業生涯，就算畢業時有激情有理想，難道中途沒有後悔沒有糾結？,帶着這些問題，記者開始了對田建文人生的回溯。,選專業 15歲走上考古之路,田建文出生在襄汾縣北王村。襄汾縣由襄陵縣和汾城縣於1954年合併而成，都是設縣上千年的古縣，歷史可以一直上溯到上古的堯舜時期。襄汾陶寺遺址如今便以“堯都”“最早中國”而著名。可以想見，境內文化古迹、遺存之豐富。有些報道說，正是村裡的古迹，讓田建文走上考古之路。,田建文否認了這一點。他出生在普通農家，一個小孩子其實對考古沒有什麼認識。但可以確定的是，他自小聰慧，5歲入學，進了村裡辦的學前班，和一年級的學生在一起學習。半年後學前班停辦，他就跟着一年級直接上了二年級。那時候的學制是小學初中高中“522”，於是，1980年，15歲的時候，他就可以考大學了。,田建文報考的第一志願是北京大學，第二志願是西北大學，第三志願是吉林大學。當時填報志願，不像現在這樣，是考完試、分數出來后填報，要在考試之前確定。看着志願中這些名校，可以想見他學習有多好，又有多麼自信。時過境遷，田建文現在說，“當時課本簡單，我幾乎都能背下來”。,三所大學，他都選擇了歷史系考古專業，似乎證明了田建文對考古的熱愛。其實，也不盡然。,1980年，“文革”結束不久，特殊年代帶給人的影響還很深，對於文學、藝術這些學科，總害怕被政治風潮所波及。田建文的堂伯父是縣劇團的導演，之前受了些衝擊，所以家裡面並不希望他學文科，田建文從自己的性格和學習成績出發也不傾向理工科。在文科的眾多學科里，考古是冷門，且和土坷垃打交道多，挖出來什麼就是什麼，特性和理工科最為接近，似乎少了許多意識形態的色彩。所以，他才報考了考古專業。這樣的陰差陽錯，成就了他傳奇的考古人生。,選工作 不當老師甘做技工,上了大學之後，田建文才對考古有了準確的認知。宿白、呂遵鍔、李仰松、俞偉超、嚴文明、李伯謙等等這些全國著名的考古學界專家都是他的老師，實習的時候，帶隊老師鄒衡被稱為“商周考古第一人”。,也就是在北大，田建文對考古的熱愛被激發出來。鄒衡帶他們去了翼城和曲沃交界處的天馬—曲村遺址。鄒衡隨便撿起一塊小小的陶片，看看上面的紋路，就準確斷定了年代。這讓田建文崇拜仰慕，也讓他確立了自己的使命：用考古學的手段、材料和方法書寫中國古代史。如果說報考考古專業，還是田建文少時有些偶然的選擇，那麼這一次，他將用全部的才華和生命來證明他的選擇。,大學畢業的時候，田建文被分配到山西師範大學政教系。高校教師，身居象牙塔，社會地位高，收入也不錯，然而，田建文拒絕去報到。,田建文說，他沒學過教育，沒有教書育人的本事，去了師範大學培養教師，不是誤人子弟嗎？更何況，當時全國只有9個高等院校有考古專業，沒有任何一個師範類大學開設考古專業，他去了也無用武之地。“我想干考古，一點兒也不願意去教學，只願意從事具體的考古工作。”田建文說。,然而，派遣證已經到了山西師範大學。那個年代，想改派並不是那麼容易，田建文四處申請，訴說理由，宣示對考古的熱愛。但制度就是制度，於是，他心一橫，不上班不報到，直接去了侯馬的考古工地。,因為大學期間對晉國史產生的興趣，田建文跑去了侯馬。侯馬是晉國晚期都城所在地，有大量的考古工地。田建文賴在那裡不走，甘願當一個無名無分的臨時工。,10個月後，省裏面看到了他的堅定，也被他的熱情和決心打動，把他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工作地點還在侯馬工作站，身份還是臨時工，領的是技工的工資。從幹部到技工，他雖感到有點兒落差，但能讓他干考古，其他的也就都無所謂了。,選前途 留在侯馬堅守一線,考古的意義，田建文說是要“書寫中國史”，還有種詩意的說法是“追尋祖先走過的路”。但是，真正從事起考古工作，體現不出那種崇高感，更看不出一點詩意。,考古工作者行走在荒郊野嶺（田野考察），風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飯，如果有發現，工作就變成挖土刨坑（探方）和拼湊碎陶爛瓦（拼對），事實上並沒有那麼多的成就感可言，更沒有盜墓小說描繪的那麼驚險刺激，一點小小的成果都要經過長時間枯燥且乏味的操作。,田建文大學畢業時20歲，年輕人有熱情愛衝動，一些阻礙更會激發起好勝心來。所以投身於考古是真誠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靠着熱情終究不會長久，考古需要的是甘坐“冷板凳”的沉靜和不計得失的韌性。,對這種枯燥的工作，一旦過了新鮮期，就會陷入迷茫和無力感，有些人選擇離開，有些人雖然留下來但也在日復一日中喪失鬥志。,田建文也有離開的機會，在許多人看來，甚至是改變命運向上躍升的機會。,1985年11月，晉南地區有個考古項目，考古學泰斗、北大教授蘇秉琦前來考察，田建文負責陪同。對這樣聰明、勤奮、好學的年輕人，沒一個老師不會喜歡。蘇秉琦就想收歸門下，後來又委託給自己的弟子、國內史前考古權威、吉林大學教授張忠培。為了收到這個好苗子，招考條件簡直為田建文量身打造：基層實際工作經驗，有重大成果，但有一個條例是：為侯馬工作站培養人才。,1989年研究生畢業，命運給了田建文又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他可以去北京工作，回山西也能留在太原，哪兒都比侯馬好。然而，田建文都放棄了。因為他研究生學習的方向是“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考古”。他認為，要完成這個課題，必須在一線，必須在基層，於是又返回當時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當時的山西，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還是個空白，田建文立志要填補上這個空白。1991年，田建文和同事在一次田野考察中，偶然發現了棗園文化遺址，這是迄今為止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然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然會給他磨難，並讓他從磨難中得到淬鍊。1997年4月，32歲的田建文遭遇車禍，頭部受了重傷，做了開顱手術。不幸中的萬幸，手術很成功。一周后，田建文覺得自己已經恢復了，不聽醫生勸誡，偷偷跑回考古工地。路上顛簸，再次顱內大出血，又做了兩次開顱手術，才算搶下這條命，但也留下了很重的后遺症，話說不了，路走不了。,恢復的過程很艱難，然而也有幾分神奇。因為在家裡恢復得不理想，熟知他秉性的好友、同事們把他拉到了考古工地上，每日所見所聞都是田建文最念念不忘的“景色”，薛新明希望它們能刺激田建文。果然，手術一年多后，兩人在一起散步時，田建文嘴裏蹦出了兩個字就是“考古”。或者可以說，因為田建文將全部的生命獻給了考古事業，而這項事業也不吝回報給了他第二次生命。,1999年，田建文已經恢復到可以獨自鍛煉。組織上照顧他，將他調離一線，擔任山西金墓博物館館長。但幾年後，田建文又回到了考古一線，田野調查、探方以及整理挖掘出來的材料，每一件事都親力親為，他的熱愛依舊，勤奮依舊，沒人能看出這是一個曾跨越過生死大關的人。,田建文說，他恢復的方法就是走路。50歲以前，一天要走15000步，上午8000步，下午7000步。50歲以後，每天也有10000步。別人去考古工地坐車去，他就是走着去。不僅鍛煉身體，同時也在思索考古學的一些問題，也在觀察着工地周圍的情況。,2004年後，田建文決心要把“丟失的時間找回來”，連續參加或主持了浮山橋北商周墓地、絳縣橫水西周墓地、曹家莊漢代墓葬、聞喜上郭—邱家莊遺址等幾個大項目，成果斐然。,於是，在山西考古界里，就長久地有這樣一個身影，斜挎着綠色軍挎包，蜷着一隻手，拖着一條腿，行走在遺址、墓葬以及殘垣之間，步履匆匆而緩慢，形象並不偉岸，也不光輝，然而，這樣的一道身影，為山西的考古事業留下了傳奇，更講述着隱沒於黃土之下的祖先故事，為中華文明史留下最可靠的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