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電話的時候，文珍剛剛回到她位於深圳的父母家中。此次南行，是為去廣州領取由花地文學獎。從領獎台上下來，文珍配圖發了一條朋友圈：“永遠如履薄冰的新手。”,以大陸第一個創意寫作專業碩士的身份從北大中文系畢業，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編輯又辭職，32歲便成了“最年輕的老舍文學獎得主”，她一直寫，寫作的時間和她來北京的時間一樣久，甚至更久——如果從以前讀書時的習作算起。,此番獲的獎卻是“新銳獎”，讓她覺得有一些好玩，甚至自嘲。但她轉念想想，新手的姿態也很好：每一次寫作都是重新站在新的起跑線上，還有打破藩籬、走出舒適區的可能，若是真成了什麼“名家”、“老手”，大概，就意味着已經喪失了某種活力，走上自我重複之路了吧。,說起來倒是也像個命運式的循環——文珍曾經在《羊城晚報》實習過，最早期的一些習作就發表在那裡，包括2004年的短篇《找鑰匙》。那是她回顧起寫作生涯來第一篇覺得“尚可”的作品。時隔17年，《羊城晚報》給她頒獎，她恍惚間覺得像是一切從頭再來，或又像是給上一個階段畫上圓的最後一筆。這篇《找鑰匙》被她收進了今年最新出版的小說集，且做了書的標題，似有隱喻之意。這部之後，她下決心暫停持續17年的中短篇寫作，正在向第一個長篇發起攻勢，如履薄冰，也充滿期待。,他者的世界,很多人讀過也很喜歡文珍2010年寫的《安翔路情事》，這篇小說讓她成為了迄今最年輕的老舍文學獎得主。故事很有意思，講了位於鳥巢附近的安翔路上老胡灌餅店的安徽小伙子和隔壁麻辣燙西施的愛情悲喜劇。安翔路正是文珍住的街區，老胡灌餅店是真的，麻辣燙店也是真的，只是兩個店主在現實中並不認識，但日日行走街面的文珍突發奇想：如果這條街發生愛情故事，一定是發生在這兩人之間的。據說為了寫這個故事，她連續吃了很多天雞蛋灌餅。,那也是文珍第一次寫偏離她日常生活的底層人物，小說收入她2011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十一味愛》（最近再版更名為《氣味之城》），在這個集子里，其他篇中的主人公多是文雅而拘謹的知識分子或中產階層，而唯獨《安翔路情事》冒着獨特的煙火氣息，鮮辣熱活。從學校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一直處在文化圈內的文珍意識到，那裡有一個新的世界。,很快，她又偶然發現了一個快遞員的故事——那位經常來單位送快遞的快遞員暗戀她的一位同事，構成一種有交集又無交集的關係。文珍覺得奇妙，於是有了《張南山》的構想。但這篇寫得不順，從落款處“2011—2016”的時間標註就能感受出來。在電腦里放了四五年，寫到8萬字，又刪掉6萬字，最後餘2萬字，最初發表出來，還受到一些批評。文珍覺得有些沮喪，又繼續放了很久，始終沒有收入其後出版的幾本小說集。直到今年，久得幾乎從作者變成了陌生人，從旁觀的視角再看時，她從故事中快遞員的那種委婉又艱難的努力里，覺出了某種小心翼翼的珍貴。終於，她下決心把這個快遞員收進了《找鑰匙》。,同樣寫得不順的還有《有時雨水落在廣場》。一個從鄉下進城的老人，在孤獨的高樓叢林中，於廣場舞伴中偶覓知音，但隨着家庭變動，註定是露水情緣。他們都是離文珍本人比較遠和陌生的一群人，寫作有阻澀之感，很大原因自然是經驗的不足。為了寫他們，她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考察”，又怕事實太多有偷懶的嫌疑，或落入奇觀化的俗套，於是採取的方法是在一旁默默觀察，降低自身存在感，而很少直接和對象交談。對虛構來說，交談太多有時意味着破壞。彼此皆是對方的他者。,他者，是文珍給《找鑰匙》的11篇找到的關鍵詞。更確切說，是“常被目為邊緣、同樣參与了構建這城市，卻始終難以真正融入主流的族群”。但，“‘他們’同時也有一部分屬於更廣闊的‘我們’”。寫他們，首先是來自作家作為普通大眾的好奇心，再多一點的話，是希望通過書寫讓他們被看到，“不是每個人的條件都是一樣好”。文珍說，他們如同樹上的果子，熟透了就落在她手裡，走進她心裏，打動她，她又把這打動她的東西藏在故事里，綿延不盡。,小說有時候會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又返回去影響着現實。文珍說，現實中那位賣灌餅的“老胡”知道他成了一篇小說的男主角，是去吃灌餅的人告訴他的，小說甚至帶動了店裡生意，但幾年後，老胡把店盤給了一對河南兄弟。河南兄弟告訴文珍說，老胡去了哈爾濱。這猝不及防的後續讓文珍幾乎“毛骨悚然”了，因為她的小說里，麻辣燙西施小玉最後正是回了哈爾濱老家。兩個人現實中並不認識，老胡為什麼去哈爾濱是個謎，但她覺得，或許老胡看過小說，獲得了一些暗示,也說不定。為此，她為這個“情事”還寫了個續篇。,在北京的大畫中,《安翔路情事》和《張南山》的故事基本都發生在文珍住的片區。安翔路，鳥巢，盤古七星酒店，中國音樂學院，文珍常常詳細地在小說中描寫這些地標及其交通，龐大的建築顯得穿梭其間的渺小個體更加渺小。,來北京整整17年，北京已經成為南方人文珍最熟悉最親切的城市，也自然成為她大多數故事的背景。她是喜歡北京的，這種喜歡甚至預先發生在來北京之前——在中山大學讀金融本科時，她一邊準備考研，一邊讀着“舊京派”和“新京味兒”，它們讓她愈發懷有去北京上學的願望。來了北京以後，她發現這裏着實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浪漫，譬如分明四季中的花事流轉，每年可以期待的陽光、落恭弘=叶 恭弘和初雪，或是公園裡某個世外桃源般的角落。她形容說，“北京是一個男性氣質很重的城市，有點粗心，但又有意想不到的溫柔”。,但文珍筆下的北京，已然不同於她所讀的老舍們筆下的那座古城。作為一個新世紀的外來者，她的北京完全呈現以一個現代大都會的面貌，龐大，駁雜，時尚，兼容中的些許殘酷和霸道，逃離熟人社會的陌生和孤獨，但陌生里又有種“萬人如海一身藏”的安全和舒適。文珍的許多故事，寫的其實都是這些藏匿在人群中的人，譬如受排擠的胖子（《胖子安詳》）、購物囤積狂（《物品志》）、獨居宅男（《咪咪花生》）、百無聊賴的丁克（《淑媛梅捷在國慶假期第二日》）……他們是“他者”，又無往不在我們之中，從不同的異鄉奔來，又共享着一個城市空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現代都市式的，往往是擦肩交臂而過，這讓文珍的這組故事成為典型也難得的都市文本。,儘管畢業取得了北京戶口，但作為一個身份上的新北京人，文珍很容易察覺出這些藏匿與漂泊中的參差，因而覺得自己是能夠體貼到筆下這些人物的心情、他們難移的故土口音和口味，以及他們與這座城市之間的成功或失敗的磨合。文珍精妙地比喻說，北京就像頭“巨大的鯨魚”，人人在鯨魚的背上生活，平時都平穩地曬着太陽，感知不到它的存在，然而鯨魚到底是活的，有它自己的意志、邏輯和秩序，若突然間動一動，有些人或許就會掉進海里，無可違抗。就像《霧月初霜》中因影視寒冬而失業的年輕女編劇。文珍的小說中，總能感到這種巨大城市與渺小個體之間，以及個體相互之間的交錯與張力。她借用繪畫比喻說，我們像身處一幅大畫中，有的人遠，有的人近，有的人是浮面的，有的人要用透視法看，但所有人都在一起，分享着這座城的資源，也忍受着這座城的不便，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當代生活的史官,除了文末標註的寫作時間，即便單從文本中的種種符號，我們也極容易獲知文珍每個故事發生的年月：《畫圖記》里，風流成性的男主人公約姑娘看《風聲》；到《安翔路情事》里，麻辣燙西施和追求者看的是《阿凡達》；《淑媛梅捷在國慶假期第二日》里，梅捷用手機刷開一輛摩拜；《咪咪花生》的故事則發生在疫情中。,讀文珍的小說，時常覺得冒出一點有趣和親切也在這裏，她的小說時間像是在和現實時間并行流淌，彷彿隨手就能把最最切近的當代生活剪一塊下來嵌進小說里，小說與我們所處的真實世界始終相互呼應。,比起往往能構成宏大敘事的歷史或傳統，文珍更喜歡當下，自我形容是“現實感蠻強的一個人”。和書寫歷史相比，對當下的書寫常常被輕慢，但文珍覺得，這些正在親歷親見的才是更加可信的。當代中國變化迅疾，一年幾變，文學顯得永遠滯后，寫出便有過時之虞，但文珍不憚於去抓住這絲縷時間的留痕。哪怕像《張南山》，斷斷續續寫了五年，快遞行業在這期間及之後已天翻地覆，文珍卻也沒有再去強行修改得讓快遞員張南山“與時俱進”，如今看來，小說反而保留了一幅十年前的初代快遞員生活圖景，甚至有了某種田野考察的意義——被快速更新迭代覆蓋掉的當代生活，是小說保存了它們。,快速變化的世界，如同一劑劑魔葯，刺激出人心的瞬息萬變。這是更令作為小說家的文珍着迷的部分。小說，正好給予她一條描述和探究的通道。“當代生活也需要有起居注，我希望可以做一個能寫好這個起居注的史官。”只是，作傳的對象不是帝王將相，而是那些普通人、家門口的人。文珍說，她想寫出那些他們藏在心裏的話，而她相信這些人也會是她的讀者，他們覺察自己內心沒有說出的話，也關心別人內心沒有說出的話，將是更加自省的一些人。,新生活與新寫作,文學編輯和文學創作并行了13年，文珍去年終於下定決心從老牌的人文社辭職了，真正投身所愛，成了一名全職作家。告別朝九晚五的職場，她從時間到生活上都寬裕自由了許多，可以光明正大用“正在集中精力寫長篇”的理由拒絕許多應酬——這理由倒是真的，在出版了四部中短篇小說集、一部散文集和一部詩集后，她終於開始寫她的第一個長篇小說了。從文體的輕重來說，長篇往往被外界視為是一個作家創作成熟的里程碑，但對她來說，寫長篇更多來自內部的一種驅動：“不斷地去觀察和寫新的人群其實也不好，這樣永遠都會很浮面，永遠都是速寫，但我要畫一張油畫。”,正在創作的這幅“油畫”，在各處只言片語的透露中，染着一層自傳的油彩，據說投射着文珍青少年時在南方的成長經驗。她生於湖南，長於深圳，異鄉人地方性故事的絕好講述者，但與一般寫作者相反，她長年遊走於落腳終點處的故事，而絕少碰觸那些起點的經驗。“可能是因為那些經驗對我太珍貴了”，文珍想了想說，離她本身太近，會有點“近鄉情怯”，很怕因寫壞而浪費。如今回頭去看，她倒愈發覺得這個“怯”是對的，年輕時觀照的時間距離還不夠遠，寫作必定一路帶着青春期未盡情緒的宣洩，而待沉澱多年後，以一種完全成年人的心態再返身去看，生活本質種種方才得水落而石出。,新的體裁和新的題材，讓文珍有些新的“不順手”。她在反覆修改它，寫到十萬字又重來，不斷地重寫開頭，以致電腦里有許多零散的廢稿。正如朋友圈的那句“永遠如履薄冰的新手”，文珍坦承，在寫作上她向來是“不太自信”的人，儘管被編輯屢屢催促，但她總覺得要過了自己心裏面那關，才能真正拿出去。就像過去的十七年裡，一步一步，她在不同節點上調整着自己的節奏，等待果子自然地落在手裡，等待新的賽道自然地向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