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號站註冊_程耳:我是一個幸運的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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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之前只有《第三個人》《邊境風雲》《羅曼蒂克消亡史》三部長片上映,但在業內和觀眾心中,導演程耳卻有着獨特醒目的標籤。提及他的作品,人們會以“有腔調”“高級”等詞彙來形容,包括程耳的新作《無名》。,距離上部作品《羅曼蒂克消亡史》七年之後,程耳導演新作《無名》於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程耳表示,如果說《羅曼蒂克消亡史》像一壇好酒越放越香,那《無名》則沒有觀影門檻,“開蓋即飲,是一部爽片”。,而這個“爽”是建立在程耳對自己要求的極致的基礎之上——對於將“強迫症”視為“本能”的程耳來說,每一幀畫面都必須精準唯美而又不露痕迹,每個劇情脈絡都要精巧複雜而又渾然天成。在《無名》中,程耳的個人風格更加鮮明,他試圖以一絲不苟的精準展現“匠心而不匠氣”的風格,傳遞出獨特而迷人的審美情趣。,《無名》是一個大爽片,沒有解讀的困難,程耳的另一個身份是小說家,這保證了他電影的文本性。和他之前的作品一樣,《無名》同樣是程耳創作的故事,程耳不僅擔任了編劇、導演和剪輯,還為《無名》主題曲作詞。追溯到影片創作的緣起,《無名》的出品人及總製片人於冬曾透露:“在抗戰時期的上海,在魚龍混雜的亂世當中,這些隱蔽戰線的地下黨,是與魔鬼打交道的人。在這個故事背景下,導演開始了創作。所以說《無名》的創作就是源於這兩個字‘無名’。”,電影《無名》再現了奮鬥在上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共特科,在隱蔽戰線與各方勢力殊死較量過程,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共特科在上海周旋於重慶、汪偽、日本間諜機構之間,通過錯綜複雜的敵後情報系統,策反敵人,獲取情報,誅殺漢奸,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直至抗戰勝利的前夜……,在程耳看來,《無名》不僅僅是一部諜戰片,“我自己內心裏,它可能比所謂的諜戰片更加寬泛一點,關乎那個年代,有些像是那個年代的史詩,或是一曲輓歌,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電影的基調是沉悶的,《無名》不是那麼急功近利的一個所謂極端劇情的電影,我們還是試圖在這樣一個精彩的故事里,融入更多的歷史感和個人的人生感悟。,《無名》與《羅曼蒂克消亡史》都是民國戲,而相比於《羅曼蒂克消亡史》的“觀影門檻”,程耳表示,《無名》是“開蓋即飲”。“其實我個人也不認為《羅曼蒂克消亡史》有觀影門檻,但是《無名》更簡單。它的整個敘事、故事非常簡單,而且我認為它巨大的優勢在於結尾,非常酣暢。雖然我看了這麼多遍電影,但是我在調色的時候,當我自己看到電影最後那一刻,即便我已經知道一切,但是,那一刻配合著劇情,配合著演員的表演,配合著音樂,我覺得還是很爽。這是一個大爽片,它沒有解讀的困難。當然它表達了沉重的歷史,但同時它又有非常幽默的段落,有對人生的思考,真的是一部非常商業的電影。”,鍾愛上海,盡可能去還原那個年代,程耳鍾愛上海,他從電影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從1999年到2008年,一直在上海生活。“我在上海的生活很舒適,它很雅緻,很閑散,工作壓力是比較小的,我非常懈怠,每天喝喝咖啡,聊聊天,為了工作,我最終選擇回到北京。但上海是一個讓人迷戀的地方,我現在仍然很喜歡上海,常常回去。”,程耳認為很多優秀的電影都基於一個非常獨特的城市,“大家不妨回憶一下,我們隨便選幾部自己內心鍾愛的電影,其實都得益於一座非常獨特、魅力四射的城市,無論它是紐約、上海、北京,還是其他地方。我覺得城市和你的人物以及最終呈現給大家的電影,這中間有非常緊密的聯繫。我們所鍾愛的、熟悉的地方,對於每個人的內心都充滿着吸引力,重點在於我們需要把人物、敘事真正地滲透到這座城市以及這個環境中去。”,想了解、分析民國歷史,自然無法忽略上海,所以《無名》在上海拍。程耳坦承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個人對上海的情意,一方面則是因為上海在民國時期的獨特氣質。“我覺得無論是上世紀40年代的上海,還是當下的上海,都代表了某種更多樣化的可能性、更多樣化的選擇。這次的《無名》和之前的《羅曼蒂克消亡史》,裏面都有各種方言。方言是一個城市的魂魄,《無名》裏面有普通話、上海話、廣東話、日語,我們盡可能地讓戲中人都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去說話,因為生活中我們就是這樣的,我們無論去到世界任何角落,最忘不掉的還是我們的家鄉話,我們內心的那一份鄉愁。”,也因此,在影像上,程耳要求《無名》盡可能去還原那個年代,“當然也可能出於我個人的習慣,我更希望去真實地還原那個年代,而不是簡單地把大家臆想中那個年代的元素做一些簡單鋪陳。其實我一直迴避舊上海的元素和符號,希望盡量通過真實的歷史、真實的環境、真實的語境,去營造一個更加質樸、樸素的質感。”,四個多月,建立一個專屬《無名》的獨特語境,《無名》由梁朝偉、王一博領銜主演,周迅、黃磊特別出演,森博之、大鵬、王傳君、江疏影、張婧儀主演。談及演員的選擇,程耳的要求是:“需要他們的精神氣質更雅緻,不僅優雅,還要非常沉穩,好像內心有千鈞之力,然而表現出來的卻是風輕雲淡。” 程耳感謝所有的演員,他稱讚他們都非常優秀,“我們通過四個多月的相處和拍攝,建立了一個專屬於《無名》的獨特語境,在這個統一的語境之下,平衡了每一位演員的表演。”,影帝梁朝偉在片中奉獻出上佳表現,程耳稱讚道:“《無名》中,梁先生的年齡感是最飽滿的,塑造了一個既飽滿,又深邃,成熟而又幽默輕鬆的形象,我覺得他的狀態非常完美。”,對於王一博,程耳稱讚他禮貌、謙虛,沉穩得超出了年紀,“他做完造型、換完衣服后,就像從那個年代走來的人,他的優雅、力量感,以及偶爾展現的一點點脆弱,讓人願意相信他就是那個時期的人,就屬於那個年代的上海。他非常用功,而且在現場的工作態度、工作狀態特別好。他有足夠的耐心,我們在現場有時會一條一條地反覆拍,因為時間安排的關係,我們曾經連續拍他42個小時,他始終非常投入、非常禮貌地在邊上等着我們布好光、架好機器去拍攝。”,周迅在片中的戲份不多,但是她在看完劇本后立刻就同意加入了,“我當初跟迅姐說我們要拍一個民國戲,你的戲雖然不多,但是每一場戲都是飽滿的,直接帶來劇情的轉折,甚至是顛覆性的。你想不想試一試?她說我想看看劇本,我就把劇本發給她。最終,她完成得太好了。”,和王傳君合作《羅曼蒂克消亡史》后,程耳與他成為好友,“傳君是我生活中特別重要的一個人,我特別感恩他,他永遠急我所需,我常常會對他提出要求,讓他做這個做那個,他從來不拒絕。”,每天都“飛頁”,即興部分最珍貴,程耳表示,有了演員和環境的加入,一部電影就像有了生命,開始自己生長。所以,他每天都在修改劇本,劇組每天都在飛頁(指編劇為了拍攝效果在現場對劇本進行修改),“我們每天都在隨着前一天的拍攝,或者我預想之後的拍攝進行創作。我每天都在重新去寫一些新的段落,最少的飛頁一頁紙,最多的飛頁有五、六張。”,程耳感謝於冬的支持和配合,使得他們拍攝進程很從容,“這一次幾乎都是我們搭建的景,所以就跟上班一樣,演員每天都去片場。有三四天,或者兩三天,劇本的內容都已經拍好了,但我還是會讓他們都扮上妝,我在現場會即興寫。其實最後電影成片用到了很多,包括開篇的很多戲,都是原劇本里沒有的。我覺得這一部分都是隨着拍攝、隨着每個演員的表現,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的那一部分,而即興的這一部分是特別珍貴的,也是在我們最終的完成片里用了特別多的。”,梁朝偉在看了《無名》的劇本后很喜歡,之後看了《羅曼蒂克消亡史》,就決定接演。程耳透露,那時給梁先生看的劇本其實很簡單:“大概只有30頁紙,一個框架,他說還不錯,可以合作試試看。正式開拍后,因為每天在飛頁,梁朝偉說,導演,我普通話不行,需要台詞老師,你可不可以提前一天給我飛頁?所以,我盡量提前一到两天給他飛頁。久而久之,這個劇本漸漸地也就成型了。傳君說他一直沒有看到完整的劇本——確實,我們大概差不多快要殺青了,我才終於在一天下午給了所有人完整的劇本。”,程耳說自己的“飛頁”有時對白多到五、六頁,“我會突然恐慌,因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不是誰都能夠完成的。這個時候我尊重的黃磊老師出場了。黃磊老師承載了大量的對白,承載了大量的起承轉合,是全片不可或缺的紐扣。”,與其說是強迫症,不如說是本能,程耳是著名的“細節控”。《無名》在劇本打磨、布景細節、道具考究上可以說都做到了極致。拍攝時圓桌上的煙灰缸、窗戶打開的角度都很講究;短暫出場的道具拿破侖蛋糕是從上海最好的餐館新鮮出爐的。程耳笑說大家都說他是強迫症,但對於他來說更多的是一種本能。,《無名》全片採用阿萊65攝像機拍攝,這是一款迄今為止都被稱為“地表最強”的攝像機。它不僅能拍出明亮里的反差,暗下來以後,會有不同層次的暗,暗裡面還有反差。程耳說:“我希望讓畫面能給大家帶來更好的享受,包括服裝、造型,食物也好、每一次劇情的編織也好、每一次伏筆也好,它最終會融匯到電影這個完整的產品中去,然後感染到大家,讓每一個不同的觀眾,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出發,都能得到獨特的收穫。”,《無名》中有很多吃飯的戲份,程耳說:“我們每天花很多時間在吃飯,而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時刻,都是發生在飯桌上。”,可是吃飯的戲並不好拍,程耳認為很有挑戰,“你一旦拍好,它的那種生動感是撲面而來的,是你用其他的環節很難去取代的。我們這次也拍了大量吃飯的戲。一博和傳君吃早飯,他們一起帶來事件扭轉性的那些飯局,還挺豐富的。吃飯中的細節,直接參与到了我們敘事之中。另一方面,我自己就特別愛看電影里吃飯的戲,有時候能給自己看餓了。其實這也是一個吃飯的戲拍得成功的標準。飯桌上看似挺平靜,飯桌下面波濤洶湧,它有一個反差,有一個台上和台下的關係,這個在《羅曼蒂克消亡史》也曾特別著力去表達,這次在《無名》中也有延續。”,《無名》的幕後團隊不惜耗費大量精力,最大程度還原了那個年代,也真正憑藉作品做到了導演程耳當初的承諾——“帶觀眾去看一個前所未見的世界”。造型設計呂風珊特地從海外訂購所需的布料,對細節的考究嚴格到了蕾絲與髮飾,要確保服飾既能貼合角色性格,又要富含精緻的民國年代感;視效總監王曉偉為了在影片中還原歷史畫面,親自去廣州、佛山和汕頭的街頭,一棟一棟地尋找老房子,他還用同樣的執着還原了民國時期的上海弄堂;動作指導陳超為一場打戲做了三套方案的設計,還帶着動作組提前嘗試了至少四個小時,而這場打戲整整拍攝了九天。去劇組探班后的於冬曾感慨道:“程耳每天在劇組工作都超過了16小時,這是一個非常執拗、非常瘋狂的導演。”,拍戲基本都打尾板,不打頭板,出演《無名》的很多演員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劇組在拍攝時非常安靜,程耳說自己在拍攝中也反覆強調這點,“我說我們現在有了劇本,各個部門都已經到位了,現在要進入拍攝了。那麼在拍攝期,我希望以我為起點,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護演員,要保護每一個演員微妙的情緒。因為演員跟其他的工作人員不一樣,電影需要他們直接貢獻自己的身體、貢獻自己的五官,在現場,他們的情緒是最脆弱的,他們的情緒是最需要去關注和保護的。所以我說打板不用那麼響,我拍戲基本都打尾板,我從來不打頭板。不然‘啪’一下,演員情緒都被影響了。我覺得在整個拍攝期,我所有的工作,百分之八十就是在維護和保護每一位演員的情緒。”,程耳認為《無名》是他迄今拍電影完成度最好的一次,“整個劇組的方方面面,我覺得我們磨合到了一個最好的程度,這次電影的完成度非常高。對我來說留下的遺憾其實非常少。”程耳認為自己是一個幸運的導演,雖然拍的電影不多,但都留下了痕迹,“對得起這個行業和我的職業。”,而對於自己拍片不多,卻能為觀眾接受,程耳在表示幸運之餘,也表示自己時刻牢記不要低估觀眾:“創作者和觀眾的審美之間,更多是相得益彰的,不要覺得觀眾會理解不了,不要認為自己比觀眾更懂審美,不要覺得自己比觀眾更懂人性。”,也因此,程耳說自己每一次都在很用心地架構一個故事,把電影當做結構既簡單又複雜的建築物,就像音樂一樣會有主題、有過渡、有“橋”、有變奏。實拍階段更是會時刻注重風格感的統一:“每一天在現場,我都在試圖找到跟劇作一以貫之的語境,把有差異的演員統一到劇本語境中。電影最大的價值就是藉助影像和故事,讓大家進入情景,帶來一些感動,看完影片之後,還能夠留下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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