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人類學家項飆關於“附近”的論述和提倡，從社會學和人類學角度為我們打開了新的眼界（他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書即是對此觀點的集中展示），那麼，鄭亞的《海上華痕——一個人的博物敘事》、喬爭月的《閱讀南京西路》和王唯銘的《蝶變上海：跌宕百年的海派敘事》，則是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實踐，從歷史和現實的維度呈現了了解“附近”的可能性，以及“附近”的無限延展性。,關注“自己的附近”,一位熱愛植物的朋友曾經問我：你知道上海有多少種植物嗎？哪些屬於鄉土植物，哪些又是外來的？我一時茫然。彼時我們正從福州路往上海博物館走，他一路指點，不長的路程中竟然數出了十多種植物，並一一講述它們的淵源與特性。我大受震撼，同時為自己對周遭事物的無知而感到愧疚。我也想起多年前去浙江衢州採訪簾師程宵春的經歷。“打紙簾”是宣紙製作的重要環節，出身簾師世家的程宵春當然深通此道，真正令我驚訝的，是他對本鄉本土的熟稔：舉凡鳥樹魚蟲，無不如數家珍，堪稱一位博物學家。而且並非程宵春如此，他的鄉親皆如此。和他們比，我純屬孤陋寡聞。,我的困惑在於，程宵春安居的鄉土擁有豐富的自然景物和農耕景觀，人們浸淫其間，潛移默化中形成了關於周遭的知識體系；而我生活於城市，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似乎缺乏這樣的條件。但那位植物迷朋友給了我啟迪——街道兩旁的香樟、懸鈴木，小區里的黃鼠狼、刺蝟，還有野趣盎然的遠郊，其實只要用心身邊，我也能收穫大量鄉土知識。,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人類學家項飆的觀點進一步拓寬了我的視野。在和非虛構作家吳琦的對談中，項飆反覆提及要觀察“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努力用“自己的語言”把它敘述清楚（見吳琦《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項飆的代表作《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就是這方面的有益嘗試。上世紀80年代，一群以浙江溫州人為主體的商販聚居到北京南苑地區，形成了“浙江村”。當時還在北京大學攻讀社會學的項飆，利用同鄉之便浸泡六年，以瑣碎的方式記錄浙江村日常，逐漸勾勒出這個小世界的各個面相。值得注意的是，《跨越邊界的社區》語言平實，很少學術術語，貫徹了項飆“把事情說清楚”的原則。,近兩年，項飆把帶有學術色彩的“小世界”一詞置換成通俗易懂的“附近”，表述也越來越直觀。他鼓勵每個人注意觀察附近的人、事、物，探究它們的歷史淵源、相互關聯和運行邏輯，建立起有關於“附近”的知識。藉助這些知識，人就能夠搭建自身和周遭事物的穩定關係。,我認為這一點之於城市人無比重要。像上海這種體量龐大、結構複雜的超大型都市，哪怕你生於斯長於斯，都難以在如此巨大的尺度上建立起認同感。因為大尺度空泛、不親近，而人對某地的認同感，往往是以自身所活動的物理空間（即附近）為圓點向外擴散的。沒有對“附近”的認知和體會，人就很容易被打散成原子狀態，成為飄蕩於数字平台的無根遊民。,從這個角度講，了解“附近”既是建立城市認同感的起點，也是樹立生活信念，追尋我們從何而來、往何處去的起點。“附近”的意義由此凸顯。,從“附近”出發的資深文博人,鄭亞新著《海上華痕——一個人的博物敘事》就是一本探索“附近”的好書。全書分為“觀博尋蹤”和“讀城閱市”兩編，前者恰好是鄭亞工作的“附近”，後者則從“附近”延伸出去，對城市進行“考古”。,鄭亞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文物與博物館專業，長期在上海文博系統工作，現為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因此，與文博有關的人、事、物，都能構成她的“附近”。,在“觀博尋蹤”編中，鄭亞從復旦文博系小樓講起。鄭亞的憶述是細緻而溫情的。在底樓南側的大教室里，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青銅器研究大家陳佩芬給他們上課，不苟言笑的陳先生將種類繁多的青銅器講得一清二楚。她的口頭禪是：“青銅器不要太有勁哦！”底樓北側的實驗室則是上文物保護和文物修複課的地方，鄭亞在文中寫道，她曾上手過一件“攔腰斷裂的兵馬俑”和一尊“身首分離的唐三彩”，饒有趣味。樓下的小花園也是鄭亞樂於盤桓的所在，從字里行間中能看出，那婆娑的樹枝、池塘里的倒影，至今令她魂牽夢繞。,從復旦200號文博系小樓出發，作為“文博人”的鄭亞追溯了自己與上海諸多博物館的交集，其中既有上海博物館、中共一大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等“大咖”，亦不乏大學博物館、女性主題博物館等小而美的場所。而前往博物館途中的名人故居，如大陸新村魯迅故居、長樂邨豐子愷舊居、武康路巴金故居等，更是勾連出一條可供徒步的文旅線路。,進入“讀城閱市”編，隨着鄭亞的觸角不斷延伸，她的“附近”由線擴成了面，申報館、泥城橋、永平里、張園、豫園、人民公園……皆納入視野。而鄭亞的描述絕不僅僅停留於外部，而是帶有濃郁的私人感情。例如，少女時代鄭亞曾在永安公司購得一條漂亮的裙子，從那時起永安就成了她心目中的樣板，往後數十年她只在這樣的商鋪里挑選服飾。,經年累月的走讀，讓鄭亞記錄下“附近”的演變。十多年前逛茂名路，她與沿街小店的阿姐講閑話，在弄堂口圍觀洋新郎迎娶上海女孩，去小餐館吃辣醬面……此情此景已難再現，我們只能通過鄭亞的記錄追憶這份溫情。,受鄭亞啟發，我也根據工作半徑，有意識地探索自己的“附近”。這一轉有了新發現。原來我一直擦身而過的武定西路1375號，早先叫開納公寓，開納公寓不遠處的愚園路江蘇路口豎著一塊名人故居指示圖，新感覺派作家、文史學者施蟄存故居就在背後的弄堂里。從1938年搬入到2003年逝世，他在這裏住了65年。誰能想到，享譽學界的“北山樓”竟是“螺螄殼裡做道場”。,這次收穫激起了我進一步的興趣，我開始關注更多與“附近”有關的書籍。《閱讀南京西路》是又一本適合邊走邊讀的書。書不厚，作者喬爭月的講述卻很細緻，將33幢南西建築的前世今生娓娓道來。,我以為本書最獨到之處，是頻繁徵引老上海的英文報刊，如《北華捷報》《字林西報》《大陸報》等。這些珍貴的史料，一下子將老建築拉回到當年的社會場域，賦予其鮮活的現場感。喬爭月此前與人合著的《上海外灘建築地圖》《上海鄔達克建築地圖》，也都是不錯的“走讀指南”。,走向歷史深處的城市狩獵者,在“附近”兜兜轉轉的這段日子，讓我又一次體認到上海這座近代中國最早開埠的通商口岸之一所蘊含的現代性特徵。例如，無論魯迅與施蟄存、茅盾、邵洵美、廬隱之間存在多少差異，他們都用白話文寫作，都棲居於弄堂，也都按照都市的節奏作息。他們事實上都被編織進了現代生活的網絡，共享某些空間和知識。而如今，我也身處這張網絡之中，這使我和他們具有了某種親緣性，進而產生了深入了解的興趣。換言之，我從“附近”出發，逐漸走向更廣闊的區域，也走向了歷史深處。,此時，案頭的這本《蝶變上海：跌宕百年的海派敘事》就顯現出了價值。作者王唯銘，常年遊走大街小巷，有“城市狩獵者”之稱。20多年來，這位狩獵者出版了多部與上海有關的著作，尤其近幾年，他的足跡以“附近”為原點越走越遠，且表現出清晰的尋根意識。從2015年的《蘇州河，黎明來敲門》到2017年《十個人的上海前夜》，再到最新的《蝶變上海》，王唯銘“全景式敘說”海派文化的雄心展露無疑。,在《蝶變上海》中，作者將海派文化分為上海意識、現代器物、生活方式三個層面，並逐次解析。所謂上海意識，指上海人對待外來文明的態度：從對峙到和解再到融合，形成了海納百川、融會貫通的海派底色。如果說上海意識尚屬於抽象範疇，那麼現代器物就十分具象了，舉凡電燈、自來水、照相館、抽水馬桶、汽車、電話、電影……正是這些新事物，讓海派文化看得見、摸得着，是海派文化依託的土壤。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上海人獨特的生活方式，如穿皮鞋、吃西餐、看電影、跳交際舞等等。,作者特別提及，1890年代至1910年代，上海出現了一個人數大約在50萬的新階層（俗稱市民階層），包括技術工人、小商販、小業主、洋行職員、媒體記者、自由撰稿人等。他們是海派生活方式的核心人群，是現代器具的使用者和推廣者，也是上海意識的承載者與傳揚者。,如今，走在淮海中路、南京西路，走進煥新回歸的張園，徜徉於作者用巴洛克式語言描繪的“十里洋場”，我彷彿能看到那些100多年前的身影。他們穿越紙墨，從歷史深處款款而來。就這樣，藉助這些書籍，往昔與當下交織，我的“附近”也日益豐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