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7日，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出人意料地成為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貝爾獎官網發起的投票显示，93%的讀者從未讀過他的作品，頒獎典禮直播時，很多人甚至對獲獎者的姓名都不明所以。如此結果或許與近年來深陷輿論漩渦的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放眼世界”、注重“多元性”的承諾不無關係，但古爾納的作品確實有着獨特的文學魅力和思想深度。,身份認同和流離失所是敘事核心,移民是一種很深刻的生存經驗，其中糾纏着許多關於生命的主題，如語言、記憶、孤獨、時間、距離、故鄉等。不管是從東非遷徙到歐洲，還是非洲內部的移居，身份認同和流離失所是古爾納所有小說的核心。《離別記憶》（1987年）分析了主人公決定離開其非洲沿海小村背後的原因；《朝聖者之路》（1988年）描述了一個來自坦桑尼亞的穆斯林學生與他所移居的英國小鎮之間關涉種族和文化的鬥爭；入圍1994年布克小說獎的《天堂》探討了尤瑟夫從貧民窟到阿齊茲叔叔宅邸的旅程；《令人欽佩的沉默》（1996年）的敘述者逃離家鄉桑給巴爾的恐怖氛圍后，在英國開始了新的生活；《海邊》（2001年）中，剛到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的拉蒂夫·馬哈茂德和已在英國生活幾十年的故交相遇，彼此的過往一一浮現，同時又向對方揭示出意想不到的聯繫。,古爾納的敘事基本以新的地理和社會環境對身為移民的人物所產生的衝擊為前提。遙遠距離的穿越和個體身份的巨變，可謂是前世今生——前世無法擺脫，今生難以安頓。正如文化評論家保羅·吉爾羅伊所指出的：“當國家和民族身份被純粹地表現和投射時，暴露在差異之中會使他們受到稀釋的威脅，並使他們珍視的純潔受到永遠存在的污染。因此，必須防止交叉與混合。”當《令人欽佩的沉默》中的敘述者告知女朋友的父母她懷孕了時，他們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他，因為他們的女兒“餘生將不得不生活在一種污染中。她將不能再做一個正常的英國女人，將不能再在英國人中間過着簡單的英國生活”。18歲時被迫離開家鄉桑給巴爾移民英國的古爾納，與他筆下的人物一樣面臨相似的挑戰：“我必須考慮讀者看待我的方式。因為我是在向那些自認純正、沒有文化或種族差異的讀者展示自己。我想知道，如果我不這樣做，我的故事能講述多少內容，我的作品能傳遞多少知識，以及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理解。”,內外兼具的雙重視角,雖然生活疆域的擴大和寫作疆域的拓展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繫，但移民生活無疑豐富了古爾納的創作，而其涉及至少兩種語言、兩片土地、兩種生活方式的移民文學也呈現出寬闊的視野。這與他保持較高的美學標準密不可分，也與其身處中心和邊緣的複合位置以及內外兼具的雙重視角息息相關。古爾納在其自傳性作品《寫作與地點》中聲稱他並非只是簡單地記錄自己的經歷，而是使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之一：遠離家鄉的行旅提供了距離和視角，以及一定程度的寬廣和自由。它強化了回憶，而回憶正是作家的腹地。”陌生感也強化了“一種生活被遺棄的感覺，一種人們被隨意拋棄的感覺，一種永遠迷失的感覺”。同樣的感覺也困擾着古爾納小說中的人物。尤瑟夫悲傷地想：“他的父母是否還想着他，他們是否還活着，他知道自己寧願蒙在鼓裡。如此狀態下，他被遺棄的畫面接二連三地在腦海中浮現出來。”而自從到達英國后，馬哈茂德就從未與他留在桑給巴爾的家人聯繫過。想往前走的他卻不由自主地往回看，“這些暴虐的事件在我頭上晃來晃去，支配着每一個普通的行動……每一個記憶都在流血。”如此敘述對應着瑞典學院的頒獎詞：“對殖民主義的影響和身處不同文化與大陸之間難民們的命運進行了毫不妥協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保羅·吉爾羅伊認為：“新的仇恨和暴力不是像過去那樣，來自對他者身份和差異的所謂可靠的人類學知識，而是來自無法在常識性的詞彙中找到他者的差異這一新問題……混血是一種巨大的背叛。任何令人不安的混合痕迹都必須從整齊、純潔的文化區域中剔除。”古爾納的作品是對混合性的令人不安的力量的沉思，也是對殖民主義所培養的種族歧視的挑戰。《令人欽佩的沉默》中的敘述者說：“我們交易的一部分就是被殖民化、同化、融合，遭受文化衝突，贏得一面旗幟和一首國歌，同時又變得腐敗、飢餓，對一切滿懷抱怨。這是一筆好買賣，我們盡微薄之力來完成任務，但仍不足以使那些過度敏感的愛國者感到滿意。他們覺得讓歇斯底里的陌生人危險地蹲在門裡終究是一件令他們感到很不舒服的事情。”無論是種族、宗教、道德，還是社會差異造成的“他者”狀況，都在古爾納的小說中獲得力道十足的刻畫。,沒有惡魔與天使的二元對立,殖民時期的非洲作家出於對抗殖民政權的需要而本能地寫作，而在敘述后殖民時期的非洲狀況時，他們又不自覺地通過殖民者的鏡頭來呈現殖民歷史。這些認為後殖民狀況只是殖民主義在獨立幌子下的延續，或者認為非殖民化的敘事可以投射到后殖民世界的作家，陷入了意識形態的困境。古爾納似乎有意識地通過關注個體人物和突出他們的經歷，以及整合多種敘事聲音的方式來對抗這樣的寫作。他對后殖民空間進行了批判性的審視，沒有將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描述為惡魔與天使的二元對立，更沒有表現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倒性優勢。如，《海邊》既有土著人的殘暴，也有殖民者的包容，而前者在《遺棄》（2005年）中不但對後者有救命之恩，彼此之間還發生了一場激情四射的愛情故事。,移民英國多年且用英語進行創作的古爾納已不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非洲作家，而他的作品也確實超越了非黑即白的政治性寫作，具有一種跨越種族和文化意義上的歸屬性。正如同為南非作家的戈迪默批評庫切“厭惡一切政治和革命的解決方案”是他的一個弱點，同為東非作家的古爾納認為恩古吉·瓦·提安哥同質化的寫作並不能代表肯尼亞后殖民時期的現實。庫切用一本經典之作《恥》向質疑他的人證明，小說既可以具備精湛的敘事藝術，也可以反映動蕩的現實世界，而古爾納則以十部長篇和若干短篇以及其他非虛構寫作向人們展示，文學是一種創造性的勞作結果，也可以是一個作家良知和道德的體現。因為，本身就具有批判性的美學是他們寫作的最高標準，也是其文學事業的最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