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近，一部叫做《萬湖會議》的電影突然火爆起來。影片由德國導演馬蒂·格肖內克執導，格肖內克多年來一直拍攝電視劇和電視電影，也曾多次獲得德國國內重要的相關獎項。《萬湖會議》同樣是一部為電視台拍攝的電影，該片於2022年1月24日在德國電視二台（ZDF）黃金時段首播，與之同時播出的還有一部相關題材的紀錄片。,德國電視台之所以選擇這個時間節點播出《萬湖會議》並非偶然，因為今年1月20日恰是臭名昭著的萬湖會議召開80周年。這個會議上，十餘名納粹高級官員決定了如何對歐洲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與會者包括秘密警察首領萊因哈德·海德里希、蓋世太保總負責人海因里希·繆勒、數個部門的國務秘書以及因漢娜·阿倫特撰寫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而為世人所熟知的猶太人事務辦公室主任阿道夫·艾希曼。,萬湖會議秘密召開，會議之後僅留下了30份送往各個與會者手中的《萬湖會議紀要》，該片就是根據納粹德國崩潰時由美國調查人員在德國外交部繳獲的其中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留存下來的紀要改編而成的。,格肖內克用異常冷靜、克制的手法對會議的全過程進行了展現。幾乎所有場景都在室內，全片使用簡潔明了的正反打鏡頭構成，以表明兩個以至多個對話者之間的關係。主持會議和計劃制定者坐在中央位置，兩側則按軍銜或官階分列着地方軍政大員和納粹中央機關代表，這一方面显示出了各自在軍隊或官僚系統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讓利益相關或近似者構成一個空間上的集體，形成井井有條的空間結構。其後我們會發現，這種排布也在某種程度上讓與會者形成分庭抗禮之勢。,會議主要分三個階段：最開始是統一思想，每個部門在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勸說之下都準備接受秘密警察在猶太事務上的統一領導，放棄自己部門的部分眼前利益；接着是“最終解決方案”公布，由猶太人事務辦公室主任艾希曼將已經制定好的計劃公之於眾；最後是與會者的提問、修正及補充環節，出現了幾個部門的爭論和交鋒，但整個會議仍然以圓滿結束而告終。,在這個過程里，我們能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作方式，也可以深入觀察到納粹德國猶太人事務是在多少機構部門的聯合處理下得到“解決”。事實上，正是這個會議決定了1100萬歐洲猶太人的去向以及其中600萬人的生死，其在歷史當中佔據着如此重要的位置，卻又是以如此秘密的方式一次性就全部完成了。,2,影片在很多問題上都給人以巨大的震動和反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與會者集文明與野蠻於一身的程度之高，讓人費解。片中，每個人並非因為迴避，而是為了展現其文明程度而拒絕提及類似“屠殺”的字眼，並以“解決”代之；超過半數的人被冠以“博士”稱謂，卻沒有任何人對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否應該消滅猶太人提出質疑。會上，甚至有人從所謂“人道主義”的角度提出質疑，認為槍斃猶太人可能會對德國士兵的心理造成危害，甚或堂而皇之地探討對全體混血猶太人實施“強制絕育”，其他官僚則在仔細思考之後認為該辦法不僅可行，而且解決了幾乎所有“法律問題”，堪稱最佳方案。可以看出，在會議開始之前，與會者就對希特勒提出的反猶主義抱以絕對贊同態度，接下來的問題只是怎樣做更好、更高效。極端且畸形的工具理性貫穿始終，給影片帶來十足的荒誕感。,片中工具理性的極致來自片中討論混血猶太人如何處置的段落，內政部國務秘書威廉·施圖克特博士與幾乎所有人發生了衝突，原因是他拒絕艾希曼提出的“解決”所有混血猶太人，而從戲劇性的角度看，這一段落也是整部電影里最激動人心的部分，堪稱“舌戰群儒”。,施圖克特之所以展現出不容侵犯的強硬態度，不僅是因為他參與制定了當時的猶太人法，將所有不同種類的混血猶太人混為一談關乎他個人的尊嚴和法律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施圖克特試圖解釋混血猶太人問題的複雜性，認為只有所謂的“程序正義”才能避免“最終解決方案”可能引發的騷亂。,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施圖克特非人般的盡職盡責，甚至會讓觀眾對其敬業精神產生一絲“感動”，而這一場景也很難不讓人想起美國導演西德尼·呂美特在上世紀50年代執導的影片《十二怒漢》。《萬湖會議》的編劇很有可能就是借鑒了《十二怒漢》的結構和人物——同樣的據理力爭，同樣的舌戰群儒，同樣的“8號陪審員”——只不過他們為了不同的問題而鬥爭，一個解救了並未殺人的嫌疑犯，另一個則研究怎樣更好地滅絕猶太人。,就在施圖克特鬧到不可開交之時，施圖克特被主持者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叫到裡間進行了單獨對話，作為觀眾的我們即將迎來第二次“精神的洗禮”：二人從觀點對立到相互理解，關係也從冰點回暖，最後竟然開始進行了關於家庭的寒暄，官僚的外衣褪去，“人”的溫情一面顯露出來。有那麼幾個瞬間，我們很難不為這樣的場景動容，畢竟最深厚的“情誼”和溫存在激辯中噴薄欲出。,這也恰恰是影片最為弔詭之處，我們甚至可以設想把《萬湖會議》的劇本原封不動地交給當年納粹德國最好的導演萊妮·里芬施塔爾，她也未免不會將《萬湖會議》拍成另一部《意志的勝利》或者《民族的節日》《美的祭典》，藝術作品應當如何表達其價值、表達怎樣的價值，全然寄於創作者對光線、構圖、表演等等細節的處理之中。,情節發展至此，我們也才有可能洞悉到問題的關鍵所在：施圖克特這樣的知識官僚的問題不在於強調工具理性、程序正義的優先地位，他們也並沒有完全忽視價值理性和實質正義；問題在於他們將理性和正義極其狹隘地封閉在單個民族的範圍之內，且沒有意識到人類文明和理性本身的局限性所在。,二戰之後，德國新電影便對這種狹隘的理性文明作出了深刻批判，其中又以沃納·赫爾佐格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卡斯帕爾·豪澤爾之謎》為代表。歷史也一再向我們昭示，納粹思想和德意志民族的歷史文化血脈之間固然存在關聯，但任何思想封閉、過分強調民族性的國家和個人都有可能產生納粹思想。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需要看看2019年在柏林電影節特別展映的、長達六小時的巨片《列夫·朗道：退變》就可有所了解。,3,除了施圖克特這個非常典型的人物之外，猶太人事務辦公室主任艾希曼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人物。片中雖然沒有給艾希曼過多篇幅，甚至有意將他塑造成一個不苟言笑的刻板官僚形象，但影片至少告訴我們，艾希曼絕不是一顆納粹體制上的普通螺絲釘，而是親手制定了屠殺猶太人方案的劊子手，如果沒有他，納粹機器便不可能以極高的效率在短時間內屠殺600萬人口。二戰後，艾希曼曾試圖逃離德國，但被美軍抓獲，之後逃脫併流亡到阿根廷，直到1960年被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強行綁架到以色列，最終於1961年因反人類罪等15宗罪名一併起訴。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旁聽了對他的審判，並得出“平庸之惡”的觀點，亦即意識形態機器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由於當時手頭資料極為有限，阿倫特對艾希曼本人的情況也有所誤判，真實的艾希曼可能遠比影片中所呈現的和阿倫特所理解的都更為複雜。比如，德國哲學家貝蒂娜·施湯內特就在其著作《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里表示，艾希曼絕非無意識地執行屠殺命令，因為他出生在一个中產階級家庭，“對傳統中產價值觀和一般道德觀念有着足夠的了解，知道絕大多數人會譴責他的所作所為”。不僅如此，艾希曼對康德、尼采、叔本華以至“猶太哲學家”斯賓諾莎的哲學理論有一套獨特的見解，甚至打算以康德為依據在法庭上進行總結陳詞，“直到他的律師勸他打消這個念頭”。,從這個角度上說，與會者沒有任何一個真正的“平庸”之人，這也足以為我們的現代生活和文明敲響警鐘。無論知識是否淵博，惡念都有可能如影隨形。阿倫特雖然對艾希曼存在誤解，但這並不妨礙她作出正確的結論：如果失去對善惡是非的判斷力而去服膺權威，那麼什麼人都可以行最邪惡之舉。如何守住自身的底線，恐怕至今為止仍是所有人面臨的共同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