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人都知道，“大自鳴鐘”是滬西的一個地名，但很少有人會聯想到，大自鳴鐘前身叫“小沙渡”。,小沙渡與大自鳴鐘,小沙渡原是蘇州河的一個渡口，位於今西康路橋堍。幾百年前，從現在的江寧路橋至鎮坪路橋一帶的蘇州河堤岸，蘆葦叢生，沙灘相連，故有“小沙”之稱。1900年，租界當局在小沙渡擴張，闢築了一條南北向馬路，稱為“小沙渡路”（Ferry Road，今西康路）；不久，又在不遠處辟了一條東西向的“勞勃生路”（Robison Road，今長壽路）。有人說，這兩條路的洋名Ferry和Robison，可能是租界官員的名字；也有人考證認為Robison是跑馬場的一個彎道標誌。不管怎樣，從這兩條路闢築開始，這一帶就被烙上了殖民地印記。以這兩條路為坐標，方圓幾公里被統稱為小沙渡。,19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英美殖民者捷足先登，在小沙渡開辦各類工廠。1895年後，日本資本緊隨其後，開始搶灘小沙渡，打頭陣的是日本棉紡企業。上海原是棉花種植區，日商早先在上海收購棉花，然後運回日本紡織成布，再銷往世界各地。《馬關條約》簽訂后，日本棉紡企業被允許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廠，遂由棉花收購改為投資辦廠。到20世紀初，日商在上海開設的棉紡織廠（紗廠）已有數十家，僅在小沙渡就開了19家。其中，日本內外棉株式會社的規模最大。內外棉的董事長名叫川村利兵衛，他在小沙渡創辦的第一家工廠，後為著名的“國棉一廠”。到1922年，內外棉竟開出了11家紗廠，大多數集中在小沙渡。小沙渡，一度成為日本紡織業的代名詞。,由於工廠林立，小沙渡成為滬西工人集聚區。大量產業工人擠住在棚戶破屋中，生活狀況極其惡劣。因為沒有鐘錶，遲到又要被剋扣工錢，工人被迫每天起得很早，天黑才能回家。1922年，川村利兵衛去世。1924年，為了紀念川村，內外棉在小沙渡路、勞勃生路口建造了一座紀念塔，塔上設置報時鐘，人稱“大自鳴鐘”。大自鳴鐘每隔15分鐘必鳴，聲震數里，遠近可聞。它既可為工人上班敲更，又能登高瞭望火警，是小沙渡的標誌性建築物。從此，小沙渡有了一個別名：“大自鳴鐘”。這個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北有長辛店，南有小沙渡”,打開小沙渡歷史，“中國工人運動發祥地”無疑是它最耀眼的一頁。,最早在小沙渡開展活動的，是工人領袖李啟漢。李啟漢來自湖南，於1920年夏到達上海，參加早期共產黨組織。在拜訪了陳獨秀以後，於11月到小沙渡路錦繡里（安遠路62弄），租下內外棉九廠6間小工房，辦起了工人補習學校（又稱“半日學校”），這是上海的第一所工人學校。在這所學校里，李啟漢組織工人識字、讀書，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24年8月，鄧中夏、劉華和項英等在小沙渡路、檳榔路（今安遠路）成立滬西工友俱樂部，鄧中夏、劉華、項英、蔡和森、惲代英、楊之華和李立三等親自為工人講課，啟發工人覺悟。短短几個月，滬西工友俱樂部就成立了19個工人小組，團結工人達2萬多人，為中國革命播下了火種。從此，“北有長辛店，南有小沙渡”，小沙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之地”。,1925年2月，內外棉八廠日本領班開除工人50名，激起工人憤怒。鄧中夏、劉華等即以滬西工友俱樂部名義，領導全市22家日商紗廠工人聯合罷工，這是日商紗廠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反帝大罷工。5月，內外棉七廠工人又與資本家發生勞資糾紛，工人領袖、共產黨員顧正紅挺身而出，斥責日本老闆，日本大班悍然向顧正紅開槍，顧正紅當場犧牲，由此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1929年春，中共中央機關派一大批地下黨員深入小沙渡，醞釀組織工人鬥爭。中央秘書、機要交通員黃慕蘭曾被派往內外棉十三廠當學徒工，據她回憶：“早晨五點半就要起床，趕着排隊進廠。工廠5點55分拉汽笛，汽笛聲響完了就把大門關上，你再要進去就是遲到。遲到了要記過，如果遲到幾次就要受處罰、扣工資甚至被開除，因此誰也不敢遲到。在12個小時的工作當中，沒有休息時間，連中午飯也是輪流去吃，人停車不停，上廁所頂多只允許幾分鐘的時間……女工們除了拚命地幹活外，經常要被工頭呼來喝去，甚至打罵。工頭們對於年輕的女工，有時還要說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話，甚至動手動腳地調戲侮辱，姐妹們也只能忍受。”（《黃慕蘭回憶錄》）中共地下黨的親身實踐，為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做了鋪墊。,驚心動魄的小沙渡路,從地圖上看，小沙渡和小沙渡路，背靠蘇州河，形狀很像一把鑰匙。小沙渡是鑰匙之尾，小沙渡路則是鑰匙之頭，直插租界腹地。這裏人員混雜，各式房屋參差不齊，很適合出生入死的地下黨開展活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歷盡艱險，曾幾次在小沙渡隱居。鄧穎超後來回憶說：我們在上海，“經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地方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只要給錢就行”。1928年，他們住在小沙渡路遵義里（西康路24弄），中央秘書處一度也設在這裏。,1928年春，時任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和張錫瑗在上海結婚。半年後，他們搬來與周恩來、鄧穎超同住。周恩來夫婦住樓上，鄧小平夫婦住樓下。據鄧小平晚年回憶：“我同周恩來、鄧大姐、張錫瑗住在一個房子里。那時我們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發現了周住在什麼地方，要來搜查，他們通知了周恩來，當時在家的同志就趕緊撤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不曉得，裏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裏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以後半年的時間，我們連那個弄堂都不敢走。”（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鄧小平所說的“房子”，應該就在遵義里。,1929年，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是李立三）曾創辦過半公開的《環球》半月刊，根據共產國際通訊，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環球》的發行者地址，署為“上海小沙渡路804號”。同時，中共中央另一個刊物《紅旗》，其印刷所也曾設在小沙渡。中央機關遷往瑞金后，小沙渡路還曾是中央文庫秘密地點。文庫負責人陳為人曾租下合興坊15號（西康路560弄15號）的石庫門房子，將無法運走的20餘箱兩萬多件中央檔案，完整地保存了下來。,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中央緊急安排總書記向忠發離開善鍾路寓所，搬到小沙渡路，與周恩來夫婦同住。6月，向忠發被捕，隨即叛變。得知向忠發被捕后，已經轉移的周恩來曾設法組織營救。中央特科人員化裝成小販守候觀察，“到夜裡一點鐘左右，看見一個人戴着手銬腳鐐，領着巡捕房的人來了，直接就用鑰匙開了恩來家的門闖進去……很明顯，這帶了巡捕前去抓恩來的叛徒只能是向忠發，而不是別人”。（《黃慕蘭回憶錄》）據同時被捕的陳琮英回憶：“為了證實這個消息是否準確，周恩來同志親自到小沙渡後頭的高堤上，這個地方能看見他住房的後窗戶，只見窗帘拉開（這是暗號），曉得出事了。向忠發確實叛變了。”（陳琮英《我所知道的向忠發被捕與叛變》）,文學敘事中的“印痕”,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小沙渡和小沙渡路即為作家們所關注。工人運動的傳奇和革命者的足跡，是進步文學的敘事情節。,1929年，茅盾寫成長篇小說《虹》，1930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他在《〈虹〉跋》中曾明確表示，這部小說創作，是“欲為近十年之壯劇，留一印痕”。這一想法，反映了當年進步作家的價值取向。《虹》描寫了女主人公梅行素由青年學生轉變為革命者的歷程。在茅盾筆下，梅行素既孤傲，又對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充滿激情，她對女友說過這樣的話：“綺姊，你來的機會不壞，時代的壯劇就要在這東方的巴黎上演……”“真正的上海的血脈是在小沙渡……這些地方的蜂窩樣的矮房子里跳躍！”小說結尾，寫到五卅當晚，梅行素參加罷工行動，警察的消防水龍沖濕了她的衣衫，她像“一座裸體雕塑”……在這個過程中，梅行素完成了從孤傲女性到罷工女英雄的蛻變。,恭弘=叶 恭弘聖陶的短篇小說《在民間》，發表於1926年的《新女性》創刊號。小說以兩位女學生薑女士和龐女士為主角，講述了她們為女工上課的故事。在去紗廠的路上，兩人異常興奮，互相鼓勵：“從今以後，我們混和在她們裡邊了，犹如鹽溶化在水裡。我們想到什麼，就該給她們講起，彷彿對待親愛的姊妹和知心的朋友一樣。”“從此再也沒有什麼‘她們’‘我們’的界限，說起‘我們’，我在內，你也在內，現在正要去見面的那些人也在內。”到了紗廠，她們受到了女工們的熱烈歡迎，被稱為是“天上的仙人”。這篇小說，雖然沒有指明紗廠的具體方位，但從全文來看，應該就在小沙渡。據恭弘=叶 恭弘聖陶兒子恭弘=叶 恭弘至善分析，這兩位女生都有原型。“她們倆同乘一輛黃包車，從面容的描寫來看，靠左邊姓姜的那位，原型是我母親；靠右邊姓龐的一位，原型是楊之華阿姨。”（恭弘=叶 恭弘至善《父親的長長一生》）另據史料記載，楊之華1924年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長，並任滬西紗廠工人夜校教員。當年，她在上海大學學習時，常去小沙渡為工人上課。,丁玲的短篇小說《一天》，寫於其丈夫胡也頻被捕犧牲后不久（1931年春），刊於當年《小說月報》第22卷。雖然也是描寫青年大學生到小沙渡工廠活動，但全篇小說調子低沉、灰暗，與《在民間》的明朗風格完全不同。小說開始，描寫大學生陸祥“為了一種自覺，一種信仰”，奉上級指示去小沙渡。一路上，“陽光太好了，可是天色卻為煤煙染的（得）很污濁，很黯淡，空地上堆滿了細碎的石沙，反映出一些油畫上的顏色。”當他走到大自鳴鐘附近，忽然，鐘聲響了：“當！當！當！……十二點了，於是遠遠近近，成千的汽笛就嚎叫起來，大的煙筒里噴着濃黑的煙，鐵欄邊涌着那些齷齪的人群，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急忙地跑回家去……這異常荒僻的馬路上，就塞滿了亂糟糟的人影。”這“齷齪的人群”“亂糟糟的人影”，為陸祥的小沙渡之行蒙上了陰影。果然，到了工廠，陸祥並沒有受到工人的熱情接待，反而受到了冷遇。有一位大漢見到他，甚至把他當作小偷，還逼迫他當場下跪……這個結局，多少有點令人沮喪——它反映了革命者遇到的挫折和困難，也是丁玲當時的真實心境。,夏衍的《勞勃生路》，刊於1931年10月23日出版的“左聯”機關刊物《文學導報》。這是一篇記述“滬西民眾在勞勃生路大自鳴鐘下自動召集反日大會”的報告文學，副標題為“日商內外棉紗廠‘壁報第十號’號外”。全文以白描的手法，報道了工人集會演講、痛毆日捕，最後遭到鎮壓的過程。其中有幾個細節十分生動。例如，一個平日在內外棉四廠“調笑女工，搜查工友，極為苛刻”的日捕，此時“勢孤力竭，逃入小沙渡路勞勃生路口的晉泰紙煙店內，旋被群眾拖出，在某布店前面飽以老拳”“該捕眉間流血，衣服破碎，嘴唇青腫，已無平日驕橫之態”；又如，日本兵前來鎮壓，工人死傷無數。工友楊阿四被刺傷，“右手食指折斷，呼痛不絕”，當被問到“你打傷了之後，一家老小怎麼辦”時，楊阿四回答：“不打傷也要餓肚子的，現在……餓死就算了。”此時，周圍“老幼哭聲甚慘，話聲全被打斷”，這段描寫，令人淚目。幾年以後（1937年），夏衍又以一出話劇《上海屋檐下》，演繹了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入獄8年後的匡複獲釋后，到好友林志成家尋找妻子，忽然發現，妻子楊彩玉已與林志成同居……該劇雖不是以工人運動為主線，但在劇中匡複和楊彩玉有一段對往事的追憶，當年他們夫妻恩愛、相濡以沫，夏衍為楊彩玉設計的台詞是：“我們在小沙渡路的時候……”可見，對於小沙渡和小沙渡路，夏衍一直印象深刻。,1943年，小沙渡路被改名為“西康路”。從此以後，“小沙渡”這一地名漸漸被湮沒。然而，小沙渡和小沙渡路的“壯劇”，卻在現代文學敘事中留下了永久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