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於近期推出了魯迅文學獎得主、當代中堅實力派作家艾偉的長篇代表作《南方》。艾偉現任浙江省作家協會主席。著有長篇小說《越野賽跑》《愛人同志》《愛人有罪》《風和日麗》《盛夏》《南方》等，中短篇小說集《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婦女簡史》等。多部作品被譯成英、意、德、日、俄等多國語言出版。最新作品為長篇小說《鏡中》。今年九月，憑藉中篇小說《過往》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南方》是其精心打磨的書寫女性命運的長篇力作。,一部女性的生命史，一則跨越兩個時代的寓言,“我在一天之前已經死了。”小說以一起凶殺案開場，講述了一樁發生在永城的七日懸案。當主人公羅憶苦的靈魂遊盪在永城上空，一段有關愛與恨、善與惡、墮落與掙扎、貪婪與懺悔的南方傳奇徐徐展開。,六十年代，還是學生的羅憶苦是一個早熟的姑娘，她享受着敏感的身體帶給她的慾望和快感，愛上了生於國民黨軍官家庭的夏小惲。進入工廠后，羅憶苦遇到了革命幹部的兒子肖俊傑，她第一次嘗到了權力的滋味。於是，她毅然拋棄夏小惲，與肖俊傑結婚。新婚後，肖俊傑迷戀上了槍支，備受冷落的羅憶苦愛上了為國爭光的亞運會冠軍須南國，卻不曾想須南國竟是一個偷盜女性內褲的色情狂。在一次偶然的事故中，肖俊傑失手殺死了須南國的妻子胡可，被自己的父親肖長春下令槍斃。從此，羅憶苦成了寡婦，她的少女時代就此結束了。,年輕的羅憶苦迷戀夏小惲的親吻與愛撫，留戀肖俊傑的家世與背景，貪戀須南國的光環與榮耀。直到一九八一年的秋天，夏小惲回到了永城。,夏小惲的歸來打破了永城的寧靜，大街小巷流傳着他一夜暴富的故事。羅憶苦不惜橫刀奪愛，搶走了妹妹羅思甜的男友。她的自私導致了妹妹的死亡和母親的疏離。羅憶苦只能聽從夏小惲的建議，同他一道去往廣州。羅憶苦很快發現夏小惲是一個騙子。然而，她已習慣了紙醉金迷的生活，套上了金錢的枷鎖，走投無路的她不得不成為夏小惲的幫凶，最終喪命。,艾偉曾表示：“在《南方》寫作中，我盡可能地淡化歷史——當然它依舊在，我更多地讓小說按其自身的時間而生長。”《南方》的寫作跨越了兩個時代、三十餘年，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寫至九十年代，艾偉在後記中將這兩個時代命名為“政治時代”和“經濟時代”。,主人公羅憶苦是無意識的時代挑戰者和順從者。她出生於革命的年代，個人的慾望被要求壓抑和隱藏。她不顧時代的禁忌，肆意在不同的男人身邊徘徊周旋，毫無顧忌地展示對身體、權力和榮譽的慾望，輕佻地挑戰着時代的話語。然而，進入“經濟時代”，“政治時代”牢固的記憶開始鬆動，人們口中念的是“三洋牌收錄機”，是“金條珠寶”，是“傳奇”…… 改革開放下的南方社會，人們對金錢的慾望和貪念同藤蔓一般瘋狂地繁殖生長。羅憶苦的慾望轉移到了摸牌的手指上，她順應着時代的浪潮，但作為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她卻無力從時代的泥淖中掙脫，最終越陷越深，墜入深淵。艾偉試圖將一個女性的一生混跡於這兩個相差甚遠的時代，通過主人公羅憶苦的成長經歷和生命體驗，聚焦大時代下的個體命運，捕捉外部世界的常與變。,“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艾偉談及他的創作時曾說：“我們講故事的人迷戀於這種傳奇，總是試圖打開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並探索人性可能的疆域，從而刺激我們日益固化的日常生活及其經驗。”《南方》的寫作正是這樣的一次嘗試。,據作者回憶，《南方》最初的主人公是傻子杜天寶，然而隨着小說的推進，羅憶苦和羅思甜以她們獨有的命運站到了前台。作家蕭耳說：“在南方，每一條街上都有一個羅憶苦，一個‘壞女人’。”艾偉正是通過這樣一個“壞”女人，書寫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說：“（她們）使芸芸眾生看到了與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不‘道德’的生活，甚至看到了‘自由’本身，公眾雖然會有某種被冒犯的感覺，但只要深究，其實他們的內心深處同樣渴望着這樣的‘自由’。”,羅憶苦輕佻、放蕩、卑瑣、貪婪，但恰恰是她照亮了平庸的生活，讓我們看到自己慾望中的自由。也正是這樣一個女性，承擔著小說對生命內部複雜性的挖掘和對人性邊界的探求。,續接“南方寫作”餘韻，捕捉“南方以南”的氣息,“南方寫作”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部分。艾偉繼承南方文學傳統，書寫了充滿着詩意、傳奇和浪漫故事的南方。《南方》以作者熟悉的南方小城——永城為起點，描寫了南方的風物、氣候、植物、街巷、人情。同時，艾偉有意拓寬“南方寫作”的地緣邊界，將筆觸伸向“南方以南”，書寫了“在更南的南方”的西雙版納。,正如張曉琴教授評論的那樣，艾偉在他的南方走筆向南，酷熱中的墮落與誘惑，底層的生存與欺騙，存在的幽谷，幽暗中的慾望，以及其盡頭死亡的深淵，都在《南方》中一一呈現。蘇童、王安憶、格非等作家以文字架構起一個有關南方的民族志學，續接 “南方寫作”餘韻，艾偉的《南方》正是這一民族志學的延續和變異。,《南方》不僅是一部女性的成長史與生命史，也是一個關於時代與人性的寓言。其中有一個女性縱情恣意、熱烈燃燒的一生，也有一段關於墮落與掙扎、貪婪與懺悔的南方傳奇。正如作者所言：“《南方》不是我原本想要的輕鬆的作品，它已變成一部探討人性及其邊界的小說，一部關於命運的沉重和慘烈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