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可以說是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首創所謂“情感浪潮”的寫法，不遺餘力於大自然的描寫和對自身情感的抒發。他說：“每一個人身上都拖帶着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帶着的那個世界去。”2023年6月2日，站在思南書局觀看《薩瓦流淌的方向》時，這個文學流派和這句話，從18、19世紀的法國踱步而來。,作家電影,《薩瓦流淌的方向》是一部作家電影，導演是陳丹燕女士。鏡頭裡，“她”穿行於布爾格萊德的大街、書店和藝術館，“她”一遍一遍地瀏覽廢棄廠房、戰爭廢墟和紀念雕塑的照片；而畫外音始終是“她”的心理獨白，影片中被點名的書籍、書店和作家，像Geca Kon書店、《哈扎爾辭典》和《捕夢之鄉——〈哈扎爾辭典〉地理閱讀》，等等，更是此起彼伏——這些用心，都是對“作家電影”這一身份的認領、確證和表白。,人類學關切“他者”，尊重“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視角”，即文化承擔者本身的認知，努力去發現代表着異文化內部的世界觀。在方法論上，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提倡“寫文化”，勉力搜求和析驗當地的語言、想象、社會制度和人的行為等有象徵意味的形式，從中把握另一個社會的真相。因此，當一個人決意長時間出遠門，去觀察、記錄他人的生活樣態，從事與之相關的“非虛構創作”，甚至長期以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記錄那個社會，他的趣味都已然接近一名人類學的研習者了。,在這個意義上，《薩瓦流淌的方向》具有“民族志電影”的部分特質，它以視覺呈現展示了一家老書店、一座當代藝術館和一位策展人的真實境遇，傳達出相關人士豐沛的生命情感，直觀地“向屬於一個文化的人們解釋屬於另一個文化的人們的行為”，進而生產出了促進跨文化理解的“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具體而言，觀眾通過觀影，感受着生活在巴爾干半島上的民眾如今正遭遇的困境和掙扎，理解着塞爾維亞人何以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活下來的方式，即用狂歡來對付悲劇”。,“聽故事”的電影,上世紀下半恭弘=叶 恭弘，世界範圍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發生了“敘事轉向”——以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為代表，人類學“將民族志描寫的重點從一群人的實際經歷轉向對他們所講述的關於他們自己和他人的故事的解釋。通過人們所講述的故事，民族志工作者可以理解人們如何看待自己和更普遍的社會”。,《薩瓦流淌的方向》在很多的意義上是一部“聽故事”的電影。南斯拉夫時期最大的國有書店的現任經理米先生講找倉庫、扎新址、找電費的艱難；烏先生講他收集的各種舊時代的日用品，講解體前的美好生活和解體后的困惑；塔女士講在大轟炸期間用聯合國難民署投放的可可粉製作巧克力，用的是二戰時祖母的配方……,觀眾通過他們講述的關於他們自身的故事理解他們，也通過他們的敘事認識到塞爾維亞人作為一個歷史共同體的特定身份。被採集和被講述的這些有建構價值的故事，是這部紀錄片隱秘而堅實的基石，也是其學術潮流性之所在。,“熟悉的陌生人”,從本質上講，這類創作已經意識到權力（包括導演或者人類學者自身）在其中的影響，其所發現的都是“不完全（partial）真理”，是有立場的，難以達到“絕對客觀”。然而，正是這一點成全了《薩瓦流淌的方向》，使其名副其實地成為打上了陳丹燕個體烙印的“作家電影”。,在《憂鬱的熱帶》這本介於人類學論著和旅行札記的名作里，列維·斯特勞斯說：“回憶往事是人類的大快樂之一，但是如果記憶真正照本宣科什麼都重新來過的話，很少有人會願意去再經歷一次他們所津津樂道的疲倦與痛苦。記憶是生命本身，但是是另外一種性質的生命。”誠然，記憶不是用來複刻的，而是用來講述的，是被甄選過的待表達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有機會聆聽這樣的表達，藉由他人的經歷回望我們自己，可啟悟出很多令人瞠目的事實。,那個曾經存在過的叫做南斯拉夫的國家，對於與陳丹燕導演年齡接近的這一輩國人來講，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是“身上拖帶着的世界”，是記憶中封存着的過往與歷史里疼惜過的共在。再回首，為之悲愴、為之感懷，“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里旅行”， 我們“仍然不停地回到身上所拖帶着的那個世界去”。薩瓦流淌的方向里，是一代國人錯過的愛，是一個時代青春與創傷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