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這片土地太神奇了！”“一個文明古國的底蘊啊，曾經的中原都城，你還有什麼驚喜是我不知道的？”“等疫情結束，真想去河南看一看！”……,河南又怎麼了？讓網友們如此驚嘆？原來，是鄭州大學考古團隊在英國權威考古刊物《Antiquity》（《古物》）發表論文，證實了位於河南滎陽的官莊遺址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經過碳14測年確認的最古老的鑄幣作坊。,8月7日晚，鄭州大學考古隊也在公眾號發布相關文章，介紹了官莊遺址鑄幣作坊的具體信息，“鄭州大學考古團隊選擇遺址中浮選的小米作為測年樣品，確認官莊作坊的鑄幣生產活動發生在公元前640-550年之間……這一數據首次提供了有關中國早期鑄幣遺址的絕對年代信息。”,近日，鄭州大學考古系副教授趙昊接受了北京青年報的採訪，介紹了鄭大考古隊自開始發掘官莊遺址至今的研究工作。,1984-2015年,官莊遺址作為完整的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城市遺址,堆積情況極其複雜,1984年，在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的過程中，位於中國河南滎陽市的官莊遺址就被發現。當時，經當地的文物部門調查，確定其大致為西周到東周時期的遺址。不過，彼時作為農田的遺址並未有緊迫性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工程，因此一直未被正式發掘。,直到2010年，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滎陽市文物保護管理中心三家單位，決定對官莊遺址做正式的第一輪考古發掘。鄭大考古隊也將官莊遺址作為教學實習基地，每年由8名老師帶領大概25名本科生或10餘名研究生到官莊遺址做考古研究。,自此，一座完整的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城市遺址，慢慢展現在人們的眼前。,這座古城地處黃河以南約10公里，由內外兩重城牆和壕溝圍合。與現在的城市一樣，官莊遺址裡面包括了高級貴族和一般平民的生活區和墓葬區，還有城壕、工業區、作坊等區域。“我們的團隊不斷地在不同區域開展發掘工作，從2010年至2015年主要發掘墓地區域。2015年之後，我們在官莊城市中部發現了一個綜合性的手工業作坊區，大概兩千多平米。當時，我們的領隊郜向平老師決定把發掘的重點轉移到手工業作坊區。”趙昊介紹道。,正是新的發掘重點，給了考古隊一個考驗。,國內考古專家一致認為，官莊遺址的文化堆積情況非常複雜，堆積物密集度極大，作坊區內全都是普通生產的各種廢棄物，並且埋藏得很深。這給發掘工作帶來了不小的困難，考古團隊的發掘進度變得很慢，“一般的發掘工作用半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完成，而整個作坊區的發掘工作就要一年到一年半時間才能做完。如此長時間地發掘同一個區域，讓我們的老師和學生都產生了很強的疲憊感，尤其那種精神上的壓力是很難受的。另外，在後期整理和研究的過程中，因為出土的文物非常豐富，每天都有遺存被發掘出來，需要我們不斷地完成編碼、繪圖、敘述、留存等一系列工作，負擔不可謂不重。不過，也正是因為堆積的複雜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遺址。”,鄭大考古隊認為，這種古代的作坊區是綜合性較強的工業區，如果發掘面積較小，是遠遠不夠的。因此，他們先後花費數年時間把整個手工業作坊區都發掘出來。這一大面積的手工業作坊區處於靠近內城南門外，在發掘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工業作坊區並非只有一個製造工廠，而是有着產業配套的架構，不同的工業可以相互做配合性的工作，其手工業活動涉及鑄銅、制陶、制骨等多種類型。其中，鑄銅工業也是東周時期最複雜的生產基礎，因此鑄銅作坊區的面積最為龐大，這是考古隊當時發掘的主體區域。,2017-2018年,一枚最初誰也不認識的“小土塊兒”,引爆了此後震驚考古界的重大發現,鄭大考古隊從沒想過，作坊區里還隱藏着意想不到的驚喜。,在最初發掘時，他們認為手工業作坊區最大的亮點是那些極為精美的青銅禮器和數量繁多的車馬器等器具，然而驚喜卻在一個出土的小小物件兒上面。,2017年10月底，鄭大考古隊的幾位同學在作坊區的灰坑裡發現了一個陶制物件兒，便趕緊請教老師並詢問物品的名稱和作用。但這個小土塊一開始讓老師和同學們都有些摸不着頭腦，“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們老師和幾位同學都沒有反應過來這到底是什麼，討論了好幾天，最後才認為這應該是鑄造錢幣的模子，也就是制幣芯范。”趙昊回憶道。,隨着之後的發掘，類似的模子越來越多，考古隊也愈發肯定了此前的推斷。實際上，考古隊發掘的一部分是作坊里生產後的廢棄物堆積。在作坊里分散的生產垃圾堆中，大概一天就能夠發掘出一到兩件模子，而在其中一個灰坑中，出土的芯范數量最為集中，僅單個灰坑便出土了30餘件。,“需要強調的是，僅僅發現制幣陶制芯范並不能說明鑄幣作坊的存在，需要發現生產貨幣的一系列的物品，只有一個完整的生產鏈條才能證實有鑄幣作坊存在的可能。我們把這種生產工具稱之為‘一組’，比如有成品，有使用過的芯范或未使用過的芯范等。不過，我們最終的確發掘出了當時鑄幣所需的一組物品。”趙昊強調。,2017-2018年，鄭大考古隊在田野發掘過程中，辨識出了4類與布幣鑄造相關的遺存，包括空首布成品、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芯范以及外范。其中，最能夠直接表明官莊鑄銅作坊生產制式化金屬貨幣的遺存是空首布的芯范。考古隊共在9個堆積單位中發現了54枚芯范，可分為尚未使用和使用后廢棄的兩種。“沒有使用過的芯范比較長，而使用過的芯范是被打斷的，只有一個非常短的一小截。還有一種是外范，也有使用過的痕迹。恰恰是使用過的和未使用的兩種芯范最為重要。如果我們沒有發現芯范，那麼即使發掘出1萬個成品空首布也不能代表這裡有鑄幣作坊。”趙昊進一步解釋道。,他們發現的“空首布”，是古時錢幣的名稱。在我國古代還處於物物交換的時期，把一種類似鍬的挖土工具稱為“鎛”。當時的人們經常拿這種挖土工具去換取別的東西。因為“鎛”與“布”聲母相同，於是“鎛”慢慢被轉韻成了“布”。布幣是春秋戰國時期鑄造的大錢，流通於中原諸國的鏟狀銅幣，所以也被稱為“鏟幣”。,而空首布是布幣體系的一個分支，形狀模仿了古代一種農具鏟。古代鏟土的農具帶有一個把兒，為了插把兒，有一個安把的地方設計成空心的方錐，因此稱為“空首布”，錢幣學上稱為“銎”（qióng）。布幣後來又經歷了約三四百年的演化發展，直至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廢止。,根據鄭大考古隊之後的研究，發掘出的銎芯范質地均為紅褐色粉沙，形態基本一致，呈扁錐狀，剖面接近正六邊形。根據對空首布成品的CT影像觀察，這些芯范與遺址中所出土的兩枚空首布成品銎內所嵌留的芯范完全一致，橫截面亦呈六邊形，由此確定這些成品布幣就是在官莊遺址生產的。,此外，考古團隊也發現鑄幣作坊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屬於青銅器鑄造作坊的一部分，所佔面積較小。整個手工業作坊仍以鑄造兵器、禮器和車馬器為主，而銅幣則是工匠們“順便”製作的。,自2018年8月之後，鄭大考古團隊開始進入鑄幣作坊的研究工作。至2020年年底，手工業作坊區的發掘工作也暫告一段落，考古隊均開始由田野工作轉向了整理研究工作。,公元前640-550年,選用小米作為測年樣品，首次提供了中國早期鑄幣遺址的絕對年代信息,空首布的鑄幣作坊，在中國並非只發現了官莊遺址一處。,上世紀50代末60年代初，在山西侯馬發現了春秋時期鑄幣作坊。侯馬是春秋晉國的首都，當時考古人員在其中發現了非常大的鑄銅工業區，同時發現了數以萬計的空首布芯范。但是，由於當時考古技術並不完善，對於該鑄幣作坊的年代沒有做出準確的判斷和詳細的測驗。在發掘完成之後，侯馬鑄幣遺址按規定被回填了。,無獨有偶，到了上世紀90年代，在河南的新鄭發現了鄭韓故城遺址，是春秋時期鄭國的首都。在該城市遺址中，有兩處地點發現了同樣的鑄幣陶范、芯范和外范。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仍受限於當時的科技水平，沒有對此做測年檢驗，有關鑄幣作坊的年代信息也未能給出準確答案。,“官莊遺址發現的空首布，恰恰證明了當時在這三個城市的貨幣流通情況。在春秋時期，金屬貨幣剛開始流行，鑄幣的作坊數量極為有限。”趙昊解釋。,官莊遺址的鑄幣作坊，是我國直到現在發現的第三座春秋時期城市中的鑄幣作坊遺址。因此，對於該鑄幣作坊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鄭大考古隊的研究工作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在此期間，他們的研究重點是盡量用新的技術和方法來確定鑄幣作坊的絕對年代信息。他們希望關於遺址時間的表述不能太模糊，當介紹官莊遺址的鑄幣作坊時，不能簡單地說這是春秋時期的遺址，而是準確地說出絕對年代信息，“這是公元前多少年之間的遺址”。,當考古隊決定去做測年檢驗時，面臨着許多策略上的問題。比如，如何取樣、選取哪些樣品去做測年、取多少樣品、從哪些堆積單位中去做，甚至還要考慮經費的問題。,對於測年樣品的選取，趙昊介紹道：“碳14元素測年法要求炭樣必須是生物碳，因此樣品必須為當時的植物或動物遺存才可以檢測。我們必須要選擇一個和鑄幣活動相伴隨的同一時期的物品。那麼，作坊區中的灰坑裡會有生產和生活垃圾，我們可以把以前的一些木炭或者已經炭化的植物和骨骼浮選出來。浮選就是用水漂洗髮掘出來的土，讓已經炭化的東西漂上來。而這其中能漂洗出來的炭樣種類非常多，比如木炭的炭渣、雜草的種子、黃豆的種子、燒過的豬和羊的骨頭等等。”,在這麼多的選擇當中，鄭大考古隊仍然希望生物炭樣跟當時的時間差要縮小。如果選擇一棵樹的炭樣，同樣是不準確的，因為一棵樹可以是十年、幾十年甚至百年。因此，他們從測年方式上更需要找到短時間生長的植物。,在浮選出來的樣品中，鄭大考古隊發現了數量較多的小米。他們認為，小米作為應年生長的植物，非常符合理想的炭樣標準。“出現小米植物恰恰是非常合理的。因為在整個東周時期，中原地區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對淮河以北的區域的各個遺址做浮選時，浮出的主要農作物都是小米，而非小麥。通過研究，我們也證實了小米是官莊遺址當時的工匠們主要食用的穀物。因此，我們選用了小米作為‘碳14元素’測年的樣品。”,8月7日，鄭大考古團隊在發布的文章中這樣介紹道：“樣品經由美國貝塔年代學實驗室測定，確認官莊的鑄銅生產活動大致開始於公元前814-750年間。在此後的約150年內，該作坊主要集中生產青銅禮器、兵器、車馬器等產品。官莊作坊的鑄幣生產活動發生在公元前640-550年之間，作坊在繼續進行青銅禮器、兵器等產品的生產同時，開始出現了制式化金屬貨幣的鑄造活動。這一數據首次提供了有關中國早期鑄幣遺址的絕對年代信息……”,公元前630-600年,我們強調的是最古老的鑄幣作坊，而非最古老的錢幣,確定了官莊遺址鑄幣作坊的絕對年代信息之後，鄭大考古隊接着對比了世界範圍內其他最早的鑄幣作坊的信息。,在考古學界，一般認為人類社會產生金屬貨幣起源於三個地區，分別是中國的中原地區，地中海東部的土耳其和希臘地區，還有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地區。而印度地區一直沒有發現過年代較早的鑄幣或鑄幣作坊，只是文獻記載提到的內容較早。其他兩個地區均曾經出土過金屬貨幣。“考古界對於世界早期金屬貨幣的判斷，一般有三個方面的考量：一是以國家為單位鑄造發行的，具有政治權威保證的；二是批量生產，不能只是偶發性鑄造的貨幣；三是有較為統一的形制規範，能夠確定存在一定的規範性和延續性。”,因此，目前公認的出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錢幣的遺址，是位於土耳其西部的以弗所古城，曾經的呂底亞王國。在那裡，發現了公元前六七世紀的琥珀金幣。而針對這一年代的判斷，在國際考古界一直存在爭議。“1907年，大英博物館考古隊發掘以弗所古城。當時，他們的發掘目標是找到傳說中希羅多德口中的早期貨幣。幸運的是，他們在阿爾忒彌斯神廟的地基下面發現了一個陶罐，裏面裝載着幾十枚琥珀金幣。當時並沒有測年技術，當時的考古學者們從古建築的結構等方面去推斷貨幣的年代，將該貨幣的年份定為公元前700年。到1950年，又有考古學家研究稱，該貨幣年份應為公元前570年到630年之間。該說法也沒有被正式肯定，爭議仍舊不斷。直到1980年之後，由德國和奧地利組成的專家隊伍決定重新對阿爾忒彌斯神廟做一次考古發掘，繼續研究這批琥珀金幣的爭議之處。最終，他們確認這些琥珀金幣出現於公元前630-600年之間。”趙昊講述道。,不過，以弗所城發現的錢幣出自神廟中的窖藏，迄今為止還未在城內找到任何貨幣製造作坊遺址。此外，在地中海地區確認的最早的鑄幣作坊均不早於公元前400年。因此，我國官莊遺址鑄幣作坊比地中海地區確認的最早的鑄幣作坊還要早。,如此對比之後，2020年上半年，鄭大考古隊將研究論文投稿至英國權威考古刊物《Antiquity》（《古物》）。論文幾經修改，增添常識內容，至今年8月初順利發表。論文一經刊發，便引起廣泛關注。,趙昊補充道：“我們強調的是在官莊遺址發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鑄幣作坊，而非最古老的錢幣。因此，處於公元前640-550年之間的官莊遺址鑄幣作坊，是迄今考古發現且經碳14測年確認的世界最古老鑄幣作坊。”,鄭大考古隊認為，鑄幣作坊的發現和其絕對年代信息的確認，對中國考古學有着重要的意義。他們在公眾號文章中寫道：“鑄幣作坊遺址不僅僅對於研究貨幣的生產年代能夠提供明確的考古學背景，更能夠反映金屬貨幣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經濟機制……由於官莊的鑄幣活動萌發於一個已經建立許久的、完善的大型鑄銅作坊內，可以說官莊鑄銅作坊的發展歷程，也記錄了中國古代銅工業生產重心發生悄然轉變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