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近年來可謂國內藝術展覽界的寵兒。單單近期，上海便集結了三個達利展，分別為外灘111藝術空間的“夢境·邂逅達利與但丁——達利作品展”、喜瑪拉雅美術館的“超現實：AI達利+探夢達利”沉浸藝術大展、遇見博物館·上海靜安館的“遇見達利·夢與想象”。,達利的藝術世界里，究竟藏着什麼樣的魔力？,——編者,作為超現實主義美學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西班牙畫家薩爾瓦多·達利經常以出其不意、特立獨行的形象出現在世人眼中。童年時期他想成為拿破侖，就一手拿着權杖，一手拿着撣子，穿着華麗的王室裝束大張旗鼓地闖進廚房；23歲因為找不到睡衣帶子，就順手撿起地上的電線系在腰間，當著父母的面一屁股坐壞了電線另一端的燈泡；成名后受邀演講時當著眾多市民的面，頭頂麵包，輸出一堆不堪入耳的污言穢語；甚至在看到一位失去雙腿的盲人過馬路時，直接一腳推開對方的車子，任由其撞上對面的人行道，試圖借他人身體的殘疾來安慰自己經濟方面的窘境……,在達利80多年的生命里，他做出了太多常人無法理解的出格行為，這些瘋狂離奇的念頭也以視覺化的形式出現在他的作品當中。但達利畫中的晦澀曖昧並非只是簡單的嘩眾取寵，當中的每一寸紋理、每一道筆觸，都體現了達利長久以來敏感且細膩的感受，童年的回憶、夢境的疊合、對金錢或性愛的俗世渴望、藝術家團體內部的觀念衝突、國際政治的風雲變幻，這一切都令他以一種溫柔又殘酷的態度面對這個世界。對於達利來說，他想要用自己的“天賦”在非真實的幻境中實現真實，也恰好應了達利父母給他取的名字——薩爾瓦多（西班牙語意為救世主）：“我註定要像我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樣，就是為了拯救現代藝術空白中的繪畫，而且是在我們不幸而又有幸生活在其中的卑鄙平庸的可憎時代里拯救繪畫。”,達利童年的記憶碎片具有非常具象且清晰的輪廓，當中有玫瑰色的黃昏，有閃着綠色金屬光澤的七星瓢蟲，有微弱的月光，在螢火蟲身上投下藍色的影子，還有身上爬滿螞蟻的蝙蝠，這些零碎又燦爛的回憶在往後構築成達利筆下的超現實世界。達利早年曾受印象主義和點彩畫派的影響，因而作品中還殘留着些許浪漫濃烈的色彩，比如《如手捧酒杯般抱着嬰兒的男子》（1921）。此時的達利年僅17歲，剛剛進入馬德里的聖弗南多學院美術系學習藝術，我們還隱約可以在畫面中看到後印象主義的餘韻，前景一名男子由粗重的線條勾勒而成，他的手中捧着一個肉嘟嘟的嬰孩，身後是一群喝酒跳舞的年輕人，水藍色的湖面上倒映着幾片明黃色的船帆，隨着漣漪的輪廓泛出微微顫抖的線條，這樣的處理又讓人聯想到梵·高筆下的《羅納河的星夜》（1888）。而背景處粉色的晚霞下映着一輪彎彎的月亮，則是達利自己的童年幻影。,更多人比較熟悉的則是達利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的作品，除了聲名遠揚的《記憶的永恆》（1931）之外，還包括《熟豆的軟結構：內戰的預兆》（1936）、《秋天的人吃人》（1936）和《醒前一秒蜜蜂繞着石榴飛的夢》（1944）等。初看這些畫作，感覺像是在波濤洶湧的海面聽搖滾樂，樂手聲嘶力竭地喊唱，那些尖銳刺激的形象與色塊如同激烈嘈雜的鼓點不斷撞擊着觀者的眼球，而就在忍耐的臨界點時，一切又倏然風平浪靜，只隱約留下一些延綿的噪點，在我們離開畫面的時候依然遊盪在腦海中。如果我們單一地選擇達利的某一幅作品來看，似乎只是一些晦澀難懂的元素疊加，但只要我們將這系列作品聯繫起來看，就會發現達利的野心。根據達利自己的陳述，他有自己的一套創作系統，即所謂的“偏執狂批判法”，也有學者將這種方法概括為“自由的練習”，在外人看來可能這些圖像就是一堆雜亂無章、難以理解的塗鴉，於達利而言，這些塗鴉則是一種偏執的妄想，但它並非畫家簡單的幻覺，而是創作者堅定的執念，他企圖在自己的繪畫世界里將“混亂系統化”，也就是說，將外部世界中一些毫不相干的元素建立成一套全新的秩序或系統，從而顛覆現實世界。在創作的過程中，達利傾向於“在主觀與客觀的現象中尋找系統性聯繫的無限/未知可能性，從中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非理性的關切。”藉助系統化的“非理性的關切”，達利將我們引向外部世界中的殘酷真相，即在非理性的世界中尋找理性的存在，在非真實的世界里尋找真實。,以《熟豆的軟結構：內戰的預兆》為例，這幅畫是達利在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夕創作的。雖然達利自稱是“一個不問政治的人——我要麼遠遠超越我的時代，要麼遠遠落後於我的時代”，但當他看到自己的國家沉淪於戰爭和革命的災難時，他也在這場浩劫中對死亡悲劇、對戰爭的內核建立起自己的美學和道德信仰。此刻的達利並不受困於任何形式的革命，對戰爭的恐懼與厭惡反而讓達利更加堅定自我的體系——“我將一如既往地和至死不渝地是一個達利風格者”。於是他以自己的司機死於加泰羅尼亞建國的槍戰中為緣由，創作了這幅畫。達利曾就《內戰的預兆》寫道：“我畫了一個寬大的人體，上面畸形贅生出許多胳膊和腿來，這些胳膊和腿在一種神志不清的自我扼殺中自相糾纏和撕扯。作為這個被自戀和生態災難吞噬的瘋狂肉體結構的背景，我畫上了地質景色，它被凍結在它的‘正常過程’中，徒勞地演變了數千年。”,當然在激烈粗暴的搖滾間隙，達利偶爾也會出其不意地創作一些抒情淡雅的水彩畫。1950年代，為紀念但丁誕辰，意大利政府委託達利為但丁的《神曲》創作一系列插圖，按道理來說，達利筆下營造出的那種超現實的、介於夜晚與白天之間的詭異氣氛是非常迎合但丁視角中的天堂與地獄意向，但意大利民間則認為讓一個西班牙人來給意大利的文豪畫插圖着實是不成體統，所以這個項目後來也不了了之了。好在有位法國出版商恰巧得知此事，達利便在他的幫助下陰差陽錯將這一系列作品以版畫的形式保留下來。雖然在這之前已經有不少偉大的藝術家就《神曲》這一題材進行了創作，包括波提切利、安格爾、德拉克洛瓦、威廉·布萊克等，但達利創作的風格更具多樣性。從明快輕盈的水彩到濃稠厚重的線描，達利以自己對《神曲》的獨特理解，將三個部分的詩歌轉化為三種不同的風格。在《地獄篇》中，達利將混亂與瘋狂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種超現實的、夢幻般的奇妙氣氛；而到了《煉獄篇》，則更趨於表現主義的風格；在《天堂篇》，達利轉向一種輕快愉悅的畫風，傳達出更為強烈的宗教氣息。,在《懲罰之樹》/《貪食者之樹》（1960）中，達利省去了許多次要人物，他根據《煉獄：24》的內容抓住了最主要的幾個元素。右側那位身形纖細的男子，他便是但丁的嚮導維吉爾。維吉爾身着一襲寶藍色長袍，金色的髮髻間還點綴着與衣衫顏色相襯的藍色花環，左側的紅衣男子則是但丁，二人均指向一棵樹，就是那棵由夏娃偷吃禁果的樹長出的分枝。樹杈間落下一輪明黃色的光圈，一時間辨不清那是月亮還是即將到來的節制天使的神跡，只能看到天邊的角落處灑下一簇簇青灰色的光線，層疊的雲團之下還泛着大片淺黃色的光暈，直戳中間的枝椏，也不知道是維吉爾的衣擺還是半夢半醒的夜色，連帶着將枝頭的樹恭弘=叶 恭弘都染成了朦朧的藍。整個畫面中，藍色、紅色、土色、黃色、灰色相互撞擊又相互交纏，本以為是對比強烈的色彩，卻在畫家的筆下顯得協調起來。但丁身上的紅色衣袍一經淺棕色底衫的映襯，與旁邊同色系的樹榦過渡極為自然；維吉爾的衣裳與花環，旁側的樹木，以及但丁的發尾，皆是濃稠的藍，一切都點綴得恰到好處的樣子。畫面呈現出一團神秘詭譎的氣氛。達利的描繪很簡潔，他只用幾個大面積的色塊勾勒出人物大概的輪廓，用色又極為清爽稀薄，整體給人一種既現代又古典的意味。,如今，我們在喧囂的世俗社會中，或許真正願意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了解一個畫家的人並不多，具象的世界已經令人失去耐心，更何況那些凌亂模糊的色塊與線條。有人覺得達利的盲目狂喜、誇張、荒唐的編排，是一場毫無頭緒的荒誕鬧劇，但只有達利自己最清楚，他對待藝術給予了最高濃度的嚴肅。他的創作不是出於獵奇心理，也並非嘩眾取寵，而是自孩童時期就開始出現在眼前的畫面，是他在無數個深夜無法釋懷的執念，亦是他面對殘酷的戰爭世界做出的奮力抗爭。,達利，在彼時已荒唐失序的世界里，在各種“主義”爆炸式膨脹的年代，搭建起自己的超現實夢境，這道厚重的結界也讓我們得以在忙碌冷漠中尋求到一絲私密的慰藉。我們與達利一樣，都能看到這紛繁複雜的世間百態，但達利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能以一種非理性的方式將那些稀疏平常的日間事物構築成一場層層疊疊的夢。在這個偏執的虛幻世界里，我們可以沿着達利的視角捕捉到參差百態的生命運動。正如達利在自傳中所言：“某些難以預料而又湊巧發生的客觀事件彷彿有系統地出現在我的生活中，進而變成了強烈、巨大而又令人難以忘懷的逸聞趣事，而這些事情本來是無足輕重的。”,作者：喻盼瀛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