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聯盟2號站_宣武門外護城河舊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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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三門”(崇文門、正陽門、宣武門)大街坦蕩如砥,年齡稍長的人都知道,地面下北邊是原北京內城南城牆的牆基(現崇文門東的“明城牆遺址”向西延伸是也),南邊是原北京內城南城牆外環繞的“護城河”(現為“蓋板河”)。北京文史研究館《北京文史》雜誌2022年第4期審稿時,其中一篇倫志清先生的《憶少年時的東莞新館》頗引我讀。現在刊物已出版了,但刊物閱讀面畢竟有限,我倒想就其中幾點內容作一個引薦。,倫志清所說的“東莞新館”,位於宣武門外西側的“上斜街”上,其北臨着護城河。倫志清描述了他小時候,上世紀50年代護城河的情景:“上遊河水充沛,河兩岸堤邊綠草茵茵。河北岸靠城牆,往西看是西便門護城河拐彎處,河中間有座柳樹島,往東瞧是雄偉的宣武門城樓……春夏秋季,我們常在河邊、小樹林和草地上拿着竹棍網子,追捕蝴蝶、蜻蜓和螞蚱……在護城河邊上撈蝌蚪、小魚和魚蟲。”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學雷鋒運動中,我們經常在熒屏上看到雷鋒擦拭自己愛車的鏡頭:車頭上紅底白字的“解放”二字和雷鋒帽徽上的紅色星星相映生輝。還有雷鋒在駕駛座上專心讀《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鏡頭:白底金字的書捧在胸前,雷鋒忘我地閱讀。雷鋒手中的抹布清水漣漣,身後是一派綠樹婆娑的風光……原來這些鏡頭就是在宣武門外護城河中的柳樹島附近拍攝的,倫志清和他的小夥伴們或許都是不遠處的圍觀者。,護城河也是孩子們的游泳場。宣武門外往西的一段河道,水中的閘壩激起浪花濺濺,人稱之為“響閘”,從河床下邊到北半邊的斜坡上曾經整齊地碼砌着一大片石板,豐水時基本上全沒在水中,枯水時就有不少裸露在河坡上,石板表面凹凸不平,長度大約是一個成人的身高,厚度上也有孩子們半個多胳膊那麼厚。離開這塊石板地,孩子們的細腿往往會“陷”到淤泥里,有時候甚至會沒到膝蓋。而踏上了這塊石板地,那就絕無“別馬腿”之虞,只不過腳底下麻扎扎的有點“硌”。1958年,這段河道斷流清淤,工人們用“吊輪”將一塊塊大石板運到岸邊,用鎚子鑿,扁鏟磨,規整成長方形六面溜平的原石板材,齊刷刷堆在岸邊。不久,它們被大平板載重車調集到天安門前的曠地上,用來鋪築廣場坦平的路面了。歷史很輕巧地翻過了這一頁,後來似乎也沒有什麼人再述及曾鋪在河邊的這塊石板地了。,倫志清從自己住過的“東莞新館”追溯起,逐步擴及宣武門外的寺廟衙署,會館名居,考索其源流本末,輯錄其逸事佚聞。宣武門西、城牆根兒側,有“象房”、“象坊橋”、“象來街”等地名引人注目。“洗象為北京應時風俗之一,於每年六月初六舉行,地點則在順治門外迤西響閘地方。是日晨,由象奴從順治門內西城根象房,將各象率至響閘地方之河中洗之……是日也,無論老幼貧富,傾城而至,沿河兩岸,皆極擁擠……河中之象用鼻吸水,向兩岸噴之,適當其沖之男女頭面淋漓……”這是1936年出版的《北平歲時志》所引資料,編者即京華史家張次溪——他是“東莞會館”的另一家住戶。,倫志清梳理這些內容時才明白,原來他們小時候遊玩、踏過無數次的大石板,就是古代皇家洗象池即群象大浴場里的。河裡,孩子們的小瘦腿都有陷進淤泥中的危險,在當時,幾千上萬斤的大象,倘沒有大石板的“托底”,那場面不可設想。,沿着護城河再西行,今天長椿街路頭有一片蓊鬱的園林綠境,有隱約的城牆建築在焉。應該說這裡是與城東崇文門東側的“明內城城牆東南角樓遺址”相對應的“明內城城牆西南角樓遺址”。只不過這個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仿建的工程,在城牆的高度、厚度以及用磚的尺寸上都不夠,而且長時間以來,很多人都以“西便門城樓遺址”稱之,給人們造成了認知上的混亂。這當然屬另事,暫且擱下不提。,倫志清他們當年走西護城河,到了殘破的西南角樓一帶,發現有越來越多的“陶圈”突出地面。它是黃土燒制的井圈,紅褐色,每個井圈直徑約1米,高約50厘米,厚約10厘米,圈內還有清晰的繩紋。快到西便門河水拐彎的地段,“陶圈”密度增大,大略數下就有十多個。當時挖掘、整理這些陶圈的考古人員回答孩子們,這些主要是戰國時代的古井,靠近西便門一帶,應該有座古村落……多少年以後,倫志清在古長椿寺改建的“北京宣南博物館”中看到了老朋友:“陶圈”。,倫志清是宣武門上斜街的老人,1950年生於北京,1968年去東北插隊,1979年回到北京,近年來從事北京歷史文化研究。他的祖父是著名的藏書家倫哲如(1875-1944),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他與張次溪同居於“東莞會館”(老館)時建“續書樓”,並將畢生精力投入“續修《四庫全書》”之中,張次溪自少便從倫先生那裡求學。倫哲如先生在南新華街小沙土園開過著名的“通學齋”書鋪(應是在今“海王邨”西鄰,《販書偶記》的孫殿起也在通學齋),倫哲如所著的《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享譽書林,後來他的畢生所藏圖書歸入北京圖書館。倫志清的父親倫繩叔(1919-1981),是北京匯文中學、三十一中等校的優秀物理教師,晚報的讀者中應該不乏他的學生。年逾七旬的倫志清拾筆作少年時宣武門一帶的風物雜記,他在《北京文史》上的文章當然比我這裏轉述的更豐富而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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