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開國者雖是武將，卻非常重視文教，以文治國成為宋代一朝的定國之策。在時代需求和統治者的倡導下，宋代儒學逐漸復興和發展，士人階層也隨之壯大。余英時先生說：“宋代的‘士’不但以文化主體自居，而且也發展了高度的政治主體意識；‘以天下為己任’便是其最顯著的標誌。”,士人們承擔著構建理想社會秩序的使命，在性別層面，宋代士人不僅始終履行着美風俗、厚人倫的教化使命，而且成為儒家倫理規範的傳播者。比如王安石認為“禮”不是一成不變的，“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為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道德倫理的評價沒有固定標準，王安石認為，要結合當下的實際社會情況給予一定變化。他肯定儒家傳統的“禮”，但又重新詮釋了“禮”的現代意義，認為禮教不應是束縛的，要能看見個體的情感，女性也是一樣。,男女都要接受教育,王安石視女性的文學才能為魅力，對於那些知書的女性，王安石總是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女性好讀書和善於作詩是有才德的表現。在《王文公文集》中記載了很多王安石為他人寫的墓志銘，其中有很多為女性所寫的銘文，文中不乏王安石對其文采品德的讚揚。,王安石的母親吳氏史稱“好學強記”，正是在母親的影響下，才有王安石的勤奮好學，成就了王家第二代的繁榮。王安石也非常重視女性的學識修養，比如他的二女兒嫁給了蔡卞，王氏從小熟讀經書，能寫詩詞，表現出很強的“賢內助”作用，不光在家事上一把抓，在大事上還能給蔡卞提出讓人佩服的建議，但同時又能保持和諧的夫妻關係。夫妻關係一直很好，這也讓王安石新法的推行得到了更多的政治保障。,這隻是士人階層的女性所能享受到的宋代“福利”，宋代士人階層隨着文化治國的國策而迅速擴大，只要讀書就能改變命運進入士人階層。越來越多的女性也隨之進入士人階層，她們在宋朝是怎樣生活的？從她們身上能夠看到怎樣的群體意識？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教授鐵愛花的專著《宋代士人階層的女性》。作者從秩序、規範和女性的實際生活入手，廣泛考察宋代國家、士人社會、地方鄉里以及士人家庭等對女性的規範，系統解釋宋代社會與士人階層女性生活的關係。,前文提到了王安石對於女性才德的重視，而他的“老對手”司馬光也認為女子有必要接受適度的教育，通過對傳統禮儀的學習，使女子了解婦道。“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讀《孝經》《論語》《詩》及《禮》，略通大義……至於刺繡華巧，管弦歌詩，皆非女子所宜習也”，對於傳統知識的學習，司馬光雖認為男女都要接受教育，但基於男女有別、內外有別的認識，女子只需要略通經典大義即可，女工也僅限於桑麻織造、家務酒食而已，總體來說是極為保守的。,雖然二人在態度上完全不一樣，對於禮教的認識和才德的價值兩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點上是有共識的，那就是女性一定要讀書，一定要提升自己。雖然歷史的局限讓宋代女性的提升還是限制於提升整個士人階層的品質和輔助男性，但相比明清時期“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可以說此時的女性還是有一定自我意識和自主權的。,豐富多彩的閱讀生活,作者在書中專門寫到了宋代士人階層女性的閱讀行為，通過從宋人文集中的抽樣調查，發現這一階層的女性閱讀並不局限於儒家經典，佛道經典、史書、詩詞文、女教典籍、音樂、家訓、天文歷算、醫藥數術、諸子百家、方技小說，可以說是種類繁多。其中佛道經典類書籍是士人階層女性閱讀最多的一類，而且她們不僅自己閱讀佛道經典，也有人親自撰寫此類圖書，甚至招募工匠刻版印刷。,較之男性士人階層女性沒有科舉入仕的壓力，對於圖書品類的選擇更自由。雖然一些士人對女性的閱讀內容做了規範，但在實際生活中，士人階層女性往往能以自己的喜好選擇書籍。這種純靠愛好驅動的閱讀，能讓女性樂在其中，閱讀行為往往會持續終生。比如朝請郎孫庭臣繼室施氏，從小就喜歡讀書，不光是通曉六經和孔孟大意，晚年還能向子孫傳授司馬光的《家范》，以身傳授給子孫從小就樹立了良好的家教。,宋朝崇文抑武的風氣，使得民眾閱讀的积極性大增，作為士人階層女性，她們容易受到父兄長輩在文化方面的熏陶，這也增加了女性閱讀群體的增長。這也成了當時的普遍現象，比如程頤記載其兄程顥的女兒程氏，在家庭的熏陶下，雖然沒有專門教她讀書，但她在熏陶之下無師自通，獲得了程氏家族的喜愛。,除了文化的熏陶和舉國上下的崇文風尚，宋代經濟的發展和印刷業的興起，大大降低了書籍的印刷成本，增加了流通速度。當時不光有政府的“官刻”和“監刻”書籍，民間私人刊刻書籍更是盛行。蘇軾就曾說過，他曾和老儒聊天，老儒說自己少年時，求《史記》《漢書》等書而得不到，後來得到后，自己不光日夜誦讀還抄寫副本。但現在人們互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人人都可以讀到任何經典。面對着如此蓬勃的出版發展，士人階層女性往往有能力購買閱讀自己想要看的書籍。作者在書中找尋了大量的筆記和墓誌來佐證當時的閱讀風氣。,女性閱讀的風氣與當時社會輿論的支持分不開，宋代士人在墓誌中無一例外地讚美女性的閱讀行為。尤其是重要的意見領袖和文化泰斗也在公開提倡女性閱讀書籍，比如司馬光就認為：“然則為人，皆不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在當時的社會中，女性知書達理是士人階層的普遍期許，大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為女性閱讀創造了更多的條件。在當時一些宋人的家庭中，有兒子讀不好書，而女兒聰慧好學的，於是出現了父親不教兒子專門教女兒讀書的情況。,積极參与社會事務,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思維中，“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不管是陰陽理論還是社會秩序，女性都被限定在“內”也就是“私”的領域中。這種分類試圖將女性從社會公共活動與公共事務中剝離出來，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宋代士人階層女性始終以不同方式參与着社會公共領域的活動，發揮着她們的力量，尤其是賑濟等施以善報的活動尤為凸顯。,宋代女性日常的賑濟主要針對親友、鄉里以及社會孤幼群體，從出資出物到親力親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活動中。司馬光就曾記載蘇軾的母親程氏：“鄉人有急者，時亦周焉。比其沒，家無一年之儲。”只要是鄉人有急有難，蘇軾的母親絕不吝嗇總是慷慨相救。這種積极參与公共事務的態度，不光是救助圍繞在身邊熟人、鄉人，社會的大災大難也能看到這些女性的身影。,據統計，宋代各類天災人禍不斷，兩宋前後發生各種災害總計874次，災害頻繁之密相當於唐代，而其強度和廣度則更甚於唐代。光靠政府的力量救災顯然無法應對，為了緩解災情，宋朝政府往往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共同賑濟災民，這就給了士人階層女性參与社會事務提供了背景支持。很多女性因為善舉而受到世人褒揚，尤其在親族鄉里之中，賑濟社會的善舉還會使她及她的家庭獲得敬重與好評，這種外在的刺激也使得宋代士人階層女性有着很高的社會責任感。,前文說到士人階層女性最愛讀佛教經典類圖書，這大大影響着她們行善布施的觀念。對貧弱群體的憐憫與救助是佛教的基本道德，宋代不少女性信奉佛教，或者受到佛教理論的影響。這也讓宋代女性對於社會弱勢群體和需要救助的貧弱群體，有着慈悲和憐憫之心，由心而發地积極行善。當然，這種善舉的形成與整個社會的風氣不無關聯，宋代士人階級女性的善舉不僅與女性慈愛、憐憫等情感特質有關，還與女性關懷社會的意識有關。宋代儒釋道的融合已經基本完成，對於佛教理論的理解，女性通過投身公共活動积極回報社會，而社會也返回給她們积極的評價。從女性行動與言行中體現的“仁”和“義”正是儒家倫理教化的重要內容，這種立身處世的道德理念是整個宋代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通過社會，通過親友，通過閱讀書籍而傳遞給女性，整個社會營造出樂於向善的社會風氣。,對於女性文化修養的重視，在宋朝達到了巔峰，而後世王朝對女性的抑制和歧視越來越濃厚，也不再有這樣自由祥和的文化氛圍了。作者作為專門研究宋代婦女史的學者，以大量的資料來拼湊出宋代的社會風貌，雖說不一定是整個宋代女性的全貌，作者更希望借士人階層女性這一宋代特殊的女性群體，向讀者展現出她們在宋代真實的生活面貌，藉以探查宋代女性的真實生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