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有什麼共同點？如果愛瑪·包法利最後解決了破產危機，她是否可以避免悲劇的結局？近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格非最新修訂的散文與文學評論集《小說的十字路口》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上述問題都可以從這本書中找到答案。,《小說的十字路口》分為三輯，收錄了他的文化隨筆、讀書筆記與文學評論，其中既有對卡夫卡、福樓拜、托爾斯泰、博爾赫斯等文學名家經典作品的解讀，也有對英瑪·伯格曼、門德爾松等藝術大師的作品鑒賞，每一篇都蘊含了他豐富的閱讀、寫作及授課經驗，文筆犀利，見解獨到。,文學愛好者的閱讀指南,對於很多文學愛好者來說，格非的名字並不陌生。早在30多年前，格非就以他先鋒派作家的身份在國內文壇和讀者圈內廣受讚譽，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中篇小說《隱身衣》獲2015年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江南三部曲》獲2016年茅盾文學獎。同時，他還是清華大學中文系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主任。,如果說小說家的身份為格非講授文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體現的是一種持續性的思考和與時俱進的分析能力，那麼作為教授的他對文學作品的分析，更是天然充滿“傳道授業解惑”的柔和的體諒，少了高高在上的偏激的審視。,在分析《包法利夫人》與福樓拜時，格非認為讀者有時容易陷入對主角“存在意義”的苛求，彷彿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如果不是生來完美的，就必須是為諷刺而生的。他本人對愛瑪“浪漫的夢幻”破滅的解讀，給讀者指明了另一種閱讀的邏輯：“……如果說作者對愛瑪有一點點指責或哀嘆，那也僅僅在於，在作者看來，愛瑪對1848年以後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實完全缺乏了解，當她在外省農場的閣樓上貪婪地閱讀愛情小說時，她身處的法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浪漫’產生的土壤和氣候都已消失殆盡。愛瑪身上的‘浪漫’對於作者來說，犹如一根探測器。作者試圖用它來衡量一下社會的庸俗、殘酷程度。”,文學創作者的經驗之談,在《小說的十字路口》中，格非也分享了他在多年小說創作過程中的感悟和體會。,他認為作者和讀者作為文學作品創作和接收的兩端，最理想的關係應當是在作品中彼此尋找。寫作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於躲貓貓，作者躲起來，設置重重機關、驛站甚至彩蛋，然後等待最終被讀者找到；而閱讀則是讀者不斷通關尋找作者的過程。在這種雙向奔赴中建立起某種美學上的認同，這是小說最迷人的地方。而這種迷人，實際上受作家控制的部分是有限的。作家自身的創作過程中，開始可能只需要一個靈感、一個隨機的人物，但當行文漸進，故事的內容越發複雜飽滿，作家設置的所有人物、所有線索都已經決定了，這就意味着它們在後來的發展中必須遵循既定邏輯，從而強烈地牽制住作家，讓作家不能再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創作者再賦予人物的語言、行為已經不再完全出自“創造”，而是跟隨故事自身的發展軌跡。,在書中，格非這樣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並不是作家賦予了作品智慧。相反，小說自身的智慧一直在引導和教育着作家……一個作家在構思作品時，不能過於周全。有時，一個作家的初始意念過於強烈，其結果是意念本身在寫作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控制着作者，作者成了某種意念和價值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