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宋慶齡陵園東側,肅靜的外籍人墓園裡,安息着一位奇女子:魏璐詩。,她是宋慶齡的摯友、外文專家,她生命的近3/4旅程在中國。2006年,她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1933年秋,25歲的魏璐詩乘一艘歐洲駛往亞洲的郵輪來到上海,時間長達一個月。她為愛情來,卻以失戀告終。她本該返回維也納,卻如中了魔咒般留下。她的命運從此和中國血肉相連。,魏璐詩是出生在奧地利的猶太人,系維也納大學畢業的哲學博士。但她一生最驕傲的是——“我是个中國公民”。,1933年至1937年,魏璐詩在上海的時間,短暫又多彩的日子,奠定了她鍾情中國、魂歸華夏的基調。,為上海而流淚,1933年9月,魏璐詩的父母親為她遠行上海深感擔憂:她是家中獨生女,家境優渥,而其時世界處於動蕩中,日本侵略者已在踐踏中國東三省,中國國內也戰事頻仍。“我只去三個月。”她讓父母放心,自己此行是作為短期學者去中國實地考察,並將自己在中國的內容做成節目,在維也納電台播出。其實她心中有個秘密:4年前的暑期英國游,她邂逅了一位上海留學生,話題是中國哲學——深奧平和,別樣的上下求索,趣味盎然。在對中國哲學產生興趣后,她要直接去了解中國社會。“更要命的是”,她愛上了這個上海青年。為此,她學中文,選修中國哲學,並以此為畢業研究科目。,為情而來,更深地聊,卻終於認清“彼此理想不同”,愛情之路在上海戛然而止。,是離開這個傷心地,還是留下來?,她竟然選擇留下。因為什麼?因為她“了解馬克思主義,不在講德語的馬克思的故鄉,而是在遠東的上海”。她在此結識了“一群外國同志”:路易·艾黎、馬海德、耿麗淑,之後還有史沫特萊。,初到上海,魏璐詩接觸到的其實並非美好,而是令人厭惡的“震驚”。震驚源於路易·艾黎提供的“参觀上海工廠的機會”。她以紅十字醫院名義,去檢查工廠的工作環境,看到全是違規操作的“合法生產”:觸目的破牆爛屋,工人蜷縮在鴿籠般的空間,在溽熱難耐的環境中,直接睡在骯髒的機器旁。作為英租界工部局工業科督察長的路易·艾黎,還講述了令人髮指的事:在一家膠鞋廠,一台鍋爐爆炸,死傷許多中國工人;在另一家工廠,由於廠主堵住後門,工人無法逃出,一場大火造成了巨大傷亡。,上海許多的企業主是西方和日本老闆。工會被嚴格禁止,密探遍布。棍子與皮鞭虐打着只想透一口氣的反抗者——中國工人。,為這樣悲慘的上海,魏璐詩流淚了,“相比之下,連但丁的地獄都屬於度假屋了”。,在上海,魏璐詩有條件過安逸的生活。除了為維也納通訊社寫稿,她還得到一份上海猶太人學校的教師職位。歐洲基督教青年會在靜安寺路上,那裡有泳池大廳,她一周兩次去那裡休閑放鬆,中午做操,之後暢遊,運動畢在餐廳享用午餐——有色拉、司康餅和瑪芬蛋糕。她還去過南京路上著名的巧克力店餐飲。,但安逸的生活不是她到上海的目的。她有語言天賦,通曉六七個國家的語言。因為學習馬克思主義,讓她同情底層及反抗的民眾。志同道合者開始向她伸出友誼之手。1934年下半年,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尋她而來。,魏璐詩這樣描述第一次見面的史沫特萊:“個子瘦高,戴着一頂寬檐帽,低低地拉下來遮住臉。”史沫特萊比她大16歲,卻“像一個熱情四射的光團”。,從此,魏璐詩在上海的生活更具戰鬥性及風險性。,一天,史沫特萊叫她去做口譯。接到此任務,魏璐詩用嘶啞的聲音,給自己職場的上級打電話請假:嗓子很痛,發燒,須卧床休息一周。然後她帶着“工作的大包小包”,來到史沫特萊霞飛路上的培恩公寓。到那個公寓,務必小心,絕不可以從一個進出口出入——史沫特萊特別告知。登樓入室,她發現屋子里竟隱藏着一位來自蘇區的紅軍幹部。那時,紅軍正從江西根據地撤出,開始了舉世矚目的長征。,這位紅軍講述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魏璐詩口譯,史沫特萊記錄,之後被寫入了史沫特萊的新書《中國紅軍在前進》。,工作完成,她們送那位紅軍離開居所,魏璐詩看見史沫特萊此時充當著一名警衛:她手裡暗暗握着一支左輪手槍。魏璐詩為之肅然,“她(史沫特萊)的決心令我震撼”。,震撼到心的魏璐詩,同時“看到一個生病的巨人,在慢慢地站起來”。,智慧的“雙面人”,上海香山路7號——曾經,這裡是莫利愛路29號,為一幢磚木結構的歐洲鄉村式小洋房,三面環以冬青、玉蘭和香樟。1935年農曆新年,魏璐詩第一次上門,拜訪居住於此的宋慶齡。,對這次見面,她印象深刻:在宋慶齡家中,她品嘗了一道入味的華南小吃——杏仁乳。,對宋慶齡與外國友人交往歷史頗有研究的瀋海平說,和宋慶齡見面后,魏璐詩即成為“宋慶齡的密友”,彼此常見面,卻又“頗為神秘”。因為在其研究的資料中,找不到一張魏璐詩與宋慶齡的單獨合照,不見一紙兩人的往來信件。但在宋慶齡與諸多外國友人的信件中,一次次充滿情感地提起魏璐詩,關心她的行蹤及個人生活狀態。如多年後的1942年,宋慶齡給王安娜的一封信中這樣表述:“我希望璐詩能來。我匆匆趕回來,就是盼望見到她。”,魏璐詩1999年在德國出版的《在中國的歲月》:“在此(上海)我做起了雙面人。我們之間互相認識,但不會刻意宣傳。‘我不知道的就不會傷害我。’我反感寫日記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甚至是通訊錄和筆記本,都會讓人們成為懷疑的對象。”,保護自己,更保護別人。看似耽於一個“懵懂的不知情者”,實則不留下給人抓住把柄的蛛絲馬跡。,魏璐詩的摯友路易·艾黎亦為當時的“雙面人”。他在英租界任要職,居住在愚園路1315弄4號。這是一幢磚木水泥結構的三層西式樓房,室外有扶梯可直達二樓居室。底樓有會客廳和餐廳。沿弄堂往內有汽車庫。其住處幽靜,當年有誰知曉他“國際主義戰士”的背景?中共組織藉此處開展秘密工作,這裏亦為地下黨的碰頭地點。宋慶齡還借他的寓所三樓房間架設了秘密電台,與江西蘇區取得聯繫。,1935年11月的一個深夜,宋慶齡及這一群“洋人”聚集在路易·艾黎愚園路上的寓所。在三樓這間幽靜小屋,通過秘密電台,傳來一則有關中共中央的振奮人心的消息:歷經千辛萬苦長征的紅軍,終於到達陝北!,20世紀史沫特萊、魏璐詩、路易·艾黎、馬海德……在3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他們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洋人”,既是不畏艱險的逆行者,又是特殊的奮鬥者,環繞在宋慶齡周圍,盡其所能發出自己的光熱。,有個鏡頭,讓當年的魏璐詩記憶深刻:為反對統治者的倒行逆施,1935年12月26日,一群年輕人在南京路上的百貨大樓前集會,突然,傳單從百貨大樓屋頂上如雪花般落下,等警察趕到時,“罪犯”大都杳無蹤跡,當然也逮捕了一些人。“我們不想成為亡國奴”,這是魏璐詩聽到、看到的傳單里的內容。,前路雖迷茫,燈塔在閃爍。留在上海的魏璐詩,內心滿是憧憬。,讓“散沙”凝聚,魏璐詩一次次推遲回歐洲,最終無以歸家。二次大戰中,無數猶太人被德國法西斯屠殺。在慘死者中,就有魏璐詩的父母——他們在集中營離世。,匆匆一別後,從此兩相隔。,當年她看到最壞的上海,也是讓她激情燃燒的上海。在歐洲,早聽到中國是一盤“散沙”,但在上海,她看到一批堅韌不拔的人,立志要將“散沙”匯聚成強大力量——歷史性改變的前景,讓魏璐詩無法遏制地沉浸其間。,有張黑白照攝於1935年冬,地點在上海南翔鎮,魏璐詩和一个中國青年,左右各一邊,舉着竹竿扯起的高大橫幅。橫幅上,畫著憤怒的中國人正痛打日本鬼子及漢奸。,再以後,全國性抗戰熱潮興起,宋慶齡領銜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魏璐詩由此結識了一批中國的愛國民主人士。他們都主張:國家不可分割,反抗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魏璐詩相識並敬重的陶行知向她介紹“小先生運動”。即讓工廠的學徒工在一天工作后,接受定期的教育培訓。而他學到的知識,必要傳授給另一個工友——如此,無數的小先生接力棒似的誕生。他讓魏璐詩理解:這也是讓“散沙”凝聚起來的好方法。,風雨如磐的日子,壞消息驀地傳來:1936年12月的一個凌晨,約3點多,魏璐詩在法租界家中的電話鈴尖銳響起。是位男士來電話,講法語,急迫地告知她:她的摯友史良被抓了。這就是震驚國內外的救國會領導人被捕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中包括銀行家、著名律師、教育界知名人士、新聞界翹楚。“蔣介石想讓所有反對派領袖閉嘴。”,險峻的日子,讓魏璐詩感受到宋慶齡非凡的鎮靜和勇氣。宋慶齡到關押七君子的蘇州監獄,一字一句說:“既然他們愛國,要求抗日,他們入獄,我也要求抗日,所以我也應該進監獄。”全民聞之激奮。,在此期間,魏璐詩“被委以重任”,動用其上下通達的關係,給法租界(警務)管理處寫信,以確保宋慶齡安全。很快,法租界管理處有人來到宋慶齡家,向她作出莊重承諾: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其安全無憂。,散發人格魅力的宋慶齡,決不做“散沙”的中國人,讓魏璐詩愛之深切。,為魯迅而慟泣,那是一張1936年10月拍的照片。照片上,魯迅坐中,身着深褐的長衫服,兩顆葡萄紐扣在右胸襟處。一臉瘦削的魯迅,眼睛望着自己的右側,似在專註傾聽,亦似舒眉微笑。被魯迅注視的這位女子便是魏璐詩。她一臉燦爛笑容,頸垂一個白色蝴蝶結,穿着玄黑正裝,一手握報刊,一手端着水杯。隨意而熱情的氛圍。近景是一張深色小茶几,茶几上一個玻璃花瓶,瓶里盛放着時令鮮花。,魏璐詩最後一次見魯迅在1936年10月8日。那天是在一個木刻展上,許多年輕的藝術家環繞着魯迅,詢問他對木刻作品的評價。,因為史沫特萊,魏璐詩見到了魯迅。而魯迅也與魏璐詩一見如故。魏璐詩多次見到魯迅,還單獨前往,到魯迅“住在城市北邊的排房裡”。一次去拜訪時,魯迅向她展示一本大幅畫冊,畫冊用細膩的宣紙製成,上面是珂勒惠支的畫。珂勒惠支在歐洲享有盛名。可這樣高級的藝術品,在上海只售兩個銀元。魯迅向她解釋:“兩個銀元對我們朋友來說,已經很多了!”所謂“朋友”,普通大眾是也。,魯迅對魏璐詩的解釋,讓魏璐詩聯想到,在上海,人們生活如此兩極分化,卻完全沒人關注。而她渴望更深刻地了解魯迅時,1936年10月19日——在她最後一次見到魯迅后的第11天,魯迅因病去世。,那一年的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幾乎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抗戰的熱土”。但那一年,在魏璐詩眼裡,魯迅的離去,猛烈撞擊她的心,和影響深遠的西安事變一樣重要。儘管她當時對魯迅“知之甚少”,但這不阻礙她對他的愛戴。無數人痛哭失聲,那麼多人送別他。而走在送別隊伍最前面的,是她同樣崇敬愛戴的宋慶齡。,和魯迅在一起一次次歡笑過的魏璐詩,因魯迅的離去,悲傷慟泣。,“我的中文名不能讀錯”,七七事變後魏璐詩離開上海,前往中國內地,投入抗戰烽火。,魏璐詩一生兩次入中國籍,一次是1939年,一次是1955年。,魏璐詩一生愛過兩个中國人,並在20世紀40年代嫁給了其中一位,誕下兩個可愛的兒子。但最終,她愛的人沉湎於自己的專業技術,滯留國外。1951年,她離婚,帶着兩個年幼之子,“備嘗艱辛”地從美國輾轉回北京。在北京,她成為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英文專家,《人民畫報》社德語專家,撰文著書不輟。,她無法離開中國,即便要付出痛苦的情感代價。,1985年,魏璐詩在相識魯迅50年後,寫下長時期讀其作品后一本感悟的書:《文豪魯迅》。,1986年春,魏璐詩從北京來上海,為在上海的耿麗淑慶90歲壽。同聚的其他老友是20世紀30年代她到上海遇見的同路人:路易·艾黎、馬海德。他們在一起,“像孩子一樣歡笑”。,瀋海平說,當年她供職中國福利會未久,魏璐詩特意招呼她到跟前,切囑:“我的中文名(英文為Ruch Wciss)不能讀錯:魏,是中國曾經的王朝名;璐,指玉;詩,代表中國的韻文、詩或頌。尤其最後的詩,絕不是外國人常用的‘斯’,或露絲的‘絲’!”,真切斯言,今猶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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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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