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宋慶齡陵園東側，肅靜的外籍人墓園裡，安息着一位奇女子：魏璐詩。,她是宋慶齡的摯友、外文專家，她生命的近3/4旅程在中國。2006年，她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1933年秋，25歲的魏璐詩乘一艘歐洲駛往亞洲的郵輪來到上海，時間長達一個月。她為愛情來，卻以失戀告終。她本該返回維也納，卻如中了魔咒般留下。她的命運從此和中國血肉相連。,魏璐詩是出生在奧地利的猶太人，系維也納大學畢業的哲學博士。但她一生最驕傲的是——“我是个中國公民”。,1933年至1937年，魏璐詩在上海的時間，短暫又多彩的日子，奠定了她鍾情中國、魂歸華夏的基調。,為上海而流淚,1933年9月，魏璐詩的父母親為她遠行上海深感擔憂：她是家中獨生女，家境優渥，而其時世界處於動蕩中，日本侵略者已在踐踏中國東三省，中國國內也戰事頻仍。“我只去三個月。”她讓父母放心，自己此行是作為短期學者去中國實地考察，並將自己在中國的內容做成節目，在維也納電台播出。其實她心中有個秘密：4年前的暑期英國游，她邂逅了一位上海留學生，話題是中國哲學——深奧平和，別樣的上下求索，趣味盎然。在對中國哲學產生興趣后，她要直接去了解中國社會。“更要命的是”，她愛上了這個上海青年。為此，她學中文，選修中國哲學，並以此為畢業研究科目。,為情而來，更深地聊，卻終於認清“彼此理想不同”，愛情之路在上海戛然而止。,是離開這個傷心地，還是留下來？,她竟然選擇留下。因為什麼？因為她“了解馬克思主義，不在講德語的馬克思的故鄉，而是在遠東的上海”。她在此結識了“一群外國同志”：路易·艾黎、馬海德、耿麗淑，之後還有史沫特萊。,初到上海，魏璐詩接觸到的其實並非美好，而是令人厭惡的“震驚”。震驚源於路易·艾黎提供的“参觀上海工廠的機會”。她以紅十字醫院名義，去檢查工廠的工作環境，看到全是違規操作的“合法生產”：觸目的破牆爛屋，工人蜷縮在鴿籠般的空間，在溽熱難耐的環境中，直接睡在骯髒的機器旁。作為英租界工部局工業科督察長的路易·艾黎，還講述了令人髮指的事：在一家膠鞋廠，一台鍋爐爆炸，死傷許多中國工人；在另一家工廠，由於廠主堵住後門，工人無法逃出，一場大火造成了巨大傷亡。,上海許多的企業主是西方和日本老闆。工會被嚴格禁止，密探遍布。棍子與皮鞭虐打着只想透一口氣的反抗者——中國工人。,為這樣悲慘的上海，魏璐詩流淚了，“相比之下，連但丁的地獄都屬於度假屋了”。,在上海，魏璐詩有條件過安逸的生活。除了為維也納通訊社寫稿，她還得到一份上海猶太人學校的教師職位。歐洲基督教青年會在靜安寺路上，那裡有泳池大廳，她一周兩次去那裡休閑放鬆，中午做操，之後暢遊，運動畢在餐廳享用午餐——有色拉、司康餅和瑪芬蛋糕。她還去過南京路上著名的巧克力店餐飲。,但安逸的生活不是她到上海的目的。她有語言天賦，通曉六七個國家的語言。因為學習馬克思主義，讓她同情底層及反抗的民眾。志同道合者開始向她伸出友誼之手。1934年下半年，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尋她而來。,魏璐詩這樣描述第一次見面的史沫特萊：“個子瘦高，戴着一頂寬檐帽，低低地拉下來遮住臉。”史沫特萊比她大16歲，卻“像一個熱情四射的光團”。,從此，魏璐詩在上海的生活更具戰鬥性及風險性。,一天，史沫特萊叫她去做口譯。接到此任務，魏璐詩用嘶啞的聲音，給自己職場的上級打電話請假：嗓子很痛，發燒，須卧床休息一周。然後她帶着“工作的大包小包”，來到史沫特萊霞飛路上的培恩公寓。到那個公寓，務必小心，絕不可以從一個進出口出入——史沫特萊特別告知。登樓入室，她發現屋子里竟隱藏着一位來自蘇區的紅軍幹部。那時，紅軍正從江西根據地撤出，開始了舉世矚目的長征。,這位紅軍講述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魏璐詩口譯，史沫特萊記錄，之後被寫入了史沫特萊的新書《中國紅軍在前進》。,工作完成，她們送那位紅軍離開居所，魏璐詩看見史沫特萊此時充當著一名警衛：她手裡暗暗握着一支左輪手槍。魏璐詩為之肅然，“她（史沫特萊）的決心令我震撼”。,震撼到心的魏璐詩，同時“看到一個生病的巨人，在慢慢地站起來”。,智慧的“雙面人”,上海香山路7號——曾經，這裡是莫利愛路29號，為一幢磚木結構的歐洲鄉村式小洋房，三面環以冬青、玉蘭和香樟。1935年農曆新年，魏璐詩第一次上門，拜訪居住於此的宋慶齡。,對這次見面，她印象深刻：在宋慶齡家中，她品嘗了一道入味的華南小吃——杏仁乳。,對宋慶齡與外國友人交往歷史頗有研究的瀋海平說，和宋慶齡見面后，魏璐詩即成為“宋慶齡的密友”，彼此常見面，卻又“頗為神秘”。因為在其研究的資料中，找不到一張魏璐詩與宋慶齡的單獨合照，不見一紙兩人的往來信件。但在宋慶齡與諸多外國友人的信件中，一次次充滿情感地提起魏璐詩，關心她的行蹤及個人生活狀態。如多年後的1942年，宋慶齡給王安娜的一封信中這樣表述：“我希望璐詩能來。我匆匆趕回來，就是盼望見到她。”,魏璐詩1999年在德國出版的《在中國的歲月》：“在此（上海）我做起了雙面人。我們之間互相認識，但不會刻意宣傳。‘我不知道的就不會傷害我。’我反感寫日記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甚至是通訊錄和筆記本，都會讓人們成為懷疑的對象。”,保護自己，更保護別人。看似耽於一個“懵懂的不知情者”，實則不留下給人抓住把柄的蛛絲馬跡。,魏璐詩的摯友路易·艾黎亦為當時的“雙面人”。他在英租界任要職，居住在愚園路1315弄4號。這是一幢磚木水泥結構的三層西式樓房，室外有扶梯可直達二樓居室。底樓有會客廳和餐廳。沿弄堂往內有汽車庫。其住處幽靜，當年有誰知曉他“國際主義戰士”的背景？中共組織藉此處開展秘密工作，這裏亦為地下黨的碰頭地點。宋慶齡還借他的寓所三樓房間架設了秘密電台，與江西蘇區取得聯繫。,1935年11月的一個深夜，宋慶齡及這一群“洋人”聚集在路易·艾黎愚園路上的寓所。在三樓這間幽靜小屋，通過秘密電台，傳來一則有關中共中央的振奮人心的消息：歷經千辛萬苦長征的紅軍，終於到達陝北！,20世紀史沫特萊、魏璐詩、路易·艾黎、馬海德……在3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他們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洋人”，既是不畏艱險的逆行者，又是特殊的奮鬥者，環繞在宋慶齡周圍，盡其所能發出自己的光熱。,有個鏡頭，讓當年的魏璐詩記憶深刻：為反對統治者的倒行逆施，1935年12月26日，一群年輕人在南京路上的百貨大樓前集會，突然，傳單從百貨大樓屋頂上如雪花般落下，等警察趕到時，“罪犯”大都杳無蹤跡，當然也逮捕了一些人。“我們不想成為亡國奴”，這是魏璐詩聽到、看到的傳單里的內容。,前路雖迷茫，燈塔在閃爍。留在上海的魏璐詩，內心滿是憧憬。,讓“散沙”凝聚,魏璐詩一次次推遲回歐洲，最終無以歸家。二次大戰中，無數猶太人被德國法西斯屠殺。在慘死者中，就有魏璐詩的父母——他們在集中營離世。,匆匆一別後，從此兩相隔。,當年她看到最壞的上海，也是讓她激情燃燒的上海。在歐洲，早聽到中國是一盤“散沙”，但在上海，她看到一批堅韌不拔的人，立志要將“散沙”匯聚成強大力量——歷史性改變的前景，讓魏璐詩無法遏制地沉浸其間。,有張黑白照攝於1935年冬，地點在上海南翔鎮，魏璐詩和一个中國青年，左右各一邊，舉着竹竿扯起的高大橫幅。橫幅上，畫著憤怒的中國人正痛打日本鬼子及漢奸。,再以後，全國性抗戰熱潮興起，宋慶齡領銜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魏璐詩由此結識了一批中國的愛國民主人士。他們都主張：國家不可分割，反抗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魏璐詩相識並敬重的陶行知向她介紹“小先生運動”。即讓工廠的學徒工在一天工作后，接受定期的教育培訓。而他學到的知識，必要傳授給另一個工友——如此，無數的小先生接力棒似的誕生。他讓魏璐詩理解：這也是讓“散沙”凝聚起來的好方法。,風雨如磐的日子，壞消息驀地傳來：1936年12月的一個凌晨，約3點多，魏璐詩在法租界家中的電話鈴尖銳響起。是位男士來電話，講法語，急迫地告知她：她的摯友史良被抓了。這就是震驚國內外的救國會領導人被捕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中包括銀行家、著名律師、教育界知名人士、新聞界翹楚。“蔣介石想讓所有反對派領袖閉嘴。”,險峻的日子，讓魏璐詩感受到宋慶齡非凡的鎮靜和勇氣。宋慶齡到關押七君子的蘇州監獄，一字一句說：“既然他們愛國，要求抗日，他們入獄，我也要求抗日，所以我也應該進監獄。”全民聞之激奮。,在此期間，魏璐詩“被委以重任”，動用其上下通達的關係，給法租界（警務）管理處寫信，以確保宋慶齡安全。很快，法租界管理處有人來到宋慶齡家，向她作出莊重承諾：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其安全無憂。,散發人格魅力的宋慶齡，決不做“散沙”的中國人，讓魏璐詩愛之深切。,為魯迅而慟泣,那是一張1936年10月拍的照片。照片上，魯迅坐中，身着深褐的長衫服，兩顆葡萄紐扣在右胸襟處。一臉瘦削的魯迅，眼睛望着自己的右側，似在專註傾聽，亦似舒眉微笑。被魯迅注視的這位女子便是魏璐詩。她一臉燦爛笑容，頸垂一個白色蝴蝶結，穿着玄黑正裝，一手握報刊，一手端着水杯。隨意而熱情的氛圍。近景是一張深色小茶几，茶几上一個玻璃花瓶，瓶里盛放着時令鮮花。,魏璐詩最後一次見魯迅在1936年10月8日。那天是在一個木刻展上，許多年輕的藝術家環繞着魯迅，詢問他對木刻作品的評價。,因為史沫特萊，魏璐詩見到了魯迅。而魯迅也與魏璐詩一見如故。魏璐詩多次見到魯迅，還單獨前往，到魯迅“住在城市北邊的排房裡”。一次去拜訪時，魯迅向她展示一本大幅畫冊，畫冊用細膩的宣紙製成，上面是珂勒惠支的畫。珂勒惠支在歐洲享有盛名。可這樣高級的藝術品，在上海只售兩個銀元。魯迅向她解釋：“兩個銀元對我們朋友來說，已經很多了！”所謂“朋友”，普通大眾是也。,魯迅對魏璐詩的解釋，讓魏璐詩聯想到，在上海，人們生活如此兩極分化，卻完全沒人關注。而她渴望更深刻地了解魯迅時，1936年10月19日——在她最後一次見到魯迅后的第11天，魯迅因病去世。,那一年的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幾乎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抗戰的熱土”。但那一年，在魏璐詩眼裡，魯迅的離去，猛烈撞擊她的心，和影響深遠的西安事變一樣重要。儘管她當時對魯迅“知之甚少”，但這不阻礙她對他的愛戴。無數人痛哭失聲，那麼多人送別他。而走在送別隊伍最前面的，是她同樣崇敬愛戴的宋慶齡。,和魯迅在一起一次次歡笑過的魏璐詩，因魯迅的離去，悲傷慟泣。,“我的中文名不能讀錯”,七七事變後魏璐詩離開上海，前往中國內地，投入抗戰烽火。,魏璐詩一生兩次入中國籍，一次是1939年，一次是1955年。,魏璐詩一生愛過兩个中國人，並在20世紀40年代嫁給了其中一位，誕下兩個可愛的兒子。但最終，她愛的人沉湎於自己的專業技術，滯留國外。1951年，她離婚，帶着兩個年幼之子，“備嘗艱辛”地從美國輾轉回北京。在北京，她成為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英文專家，《人民畫報》社德語專家，撰文著書不輟。,她無法離開中國，即便要付出痛苦的情感代價。,1985年，魏璐詩在相識魯迅50年後，寫下長時期讀其作品后一本感悟的書：《文豪魯迅》。,1986年春，魏璐詩從北京來上海，為在上海的耿麗淑慶90歲壽。同聚的其他老友是20世紀30年代她到上海遇見的同路人：路易·艾黎、馬海德。他們在一起，“像孩子一樣歡笑”。,瀋海平說，當年她供職中國福利會未久，魏璐詩特意招呼她到跟前，切囑：“我的中文名（英文為Ruch Wciss）不能讀錯：魏，是中國曾經的王朝名；璐，指玉；詩，代表中國的韻文、詩或頌。尤其最後的詩，絕不是外國人常用的‘斯’，或露絲的‘絲’！”,真切斯言，今猶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