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失敗者的故事”,當代小說，除了三四十年前學者和選家們興起的“流派熱”，作家立足於體裁本體建設所進行的努力，外界重視得較為有限。以“詩小說”為例，許多時候，即便是專業人士也不大分得清“詩意小說”和“詩小說”二者的分別，更遑論手機閱讀時代的一般讀者。,“詩意小說”相對簡單：抒情成色較重，或以情感驅動、串聯人物和情節發展的，皆可歸入此列。而“詩小說”的重要標識，則不完全在抒情性，還在於其對精神層麵塑形的努力程度，以及一定程度上對情節鋪陳的弱化（並非不重視），乃至伴隨着創作年代在敘事中所滲入的現代、后現代處理方式。我們目前所能讀到的最早的詩小說，出自魯迅《吶喊》中的《傷逝》（1925），以及其後《故事新編》中所收錄的《鑄劍》（1927）、《奔月》（1927）、《起死》（1934）等篇。有意思的是，詩小說的重要文本里，出自詩人之手的並不多。當代詩歌作者中，兼及小說寫作的人其實並不算少，但其中絕大多數作者所寫出的文本，更多還是表現出詩人們邁向專業小說家的努力，且成果不錯。就文本的寫法和類型而言，反抒情和常規小說敘事，佔了絕大多數。,另一方面，詩人的形象在小說、影視中的出現難免怪誕，進而產生出與寫實性背道而馳的誇張感。,那麼，詩人中那些身處偉大行列的作者，又該怎麼進入現代的小說乃至敘事文藝呢？,作為有唐以來漢語詩歌最為燦爛的巨星——李白，雖有話劇和影視形象問世，但其生平無疑還是最為吸引和誘惑着當今的小說作者。僅以近年為例，即出現了大陸詩人伊沙的長篇小說《李白》、台灣作家張大春的多卷本《大唐李白》。與此同時，美籍華裔作家、詩人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傳》也已問世，三書齊現，堪稱盛況。其中，《通天之路：李白傳》體裁上走的是作家傳記的路子；《大唐李白》則以現代白話小說的敘事筆法，以李白的生平為線，顯現出在小說中抒寫大唐王朝鼎盛時期的雄心；而《李白》一書，則秉持着詩人詩心，開始重啟當代詩小說的漫漫征程。,詩小說的主題，選擇了李白，而且是由當代創造力最為旺盛、詩風最為狂放的詩人伊沙來執筆，這似乎是冥冥中的又一重詩意。,如何構建以不朽詩人為主人公的歷史題材的當代詩小說？詩小說怎樣相融於小說的常規，又怎樣出挑，彰顯出自己在體裁上的與眾不同？,伊沙選擇的，是通過展示李白的生平，揭示其何以成長為偉大詩人的奧秘。用年輕讀者的話也可以表述為：這部小說講了“一個偉大的詩人是怎麼出了大名”。,不久前我曾看到有一種評價，說伊沙的《李白》是一部“漢語的成長小說”。應該說，這是內行的評價。,長篇小說《李白》當然並不只是成長小說。因為它還討論了一個對於許多讀者來說，既有趣又有點兒掃興的話題——為什麼像李白這樣的大詩人，仕途（世俗社會的成功標誌）也會徹底失敗？正如伊沙在詩里所寫：“這是一個/偉大的失敗者的故事/他把人生的失敗/寫成偉大的詩篇/也滿足了精彩的小說家言”。通過李白的人生，鋪陳出一曲漢語詩歌走向藝術獨立的長歌。《李白》既是一部講述詩人人生軌跡的長篇小說，也是一部講述詩歌告別世俗、邁向獨立的精神之歌。漢語詩小說在當代的再出發，也由此才具備了它與以往詩小說不同的獨立價值。,《李白》的別緻所在,作為長篇小說，伊沙的《李白》，有幾個出乎意料的別緻所在：,第一個別緻，是作者沒有採用他近年在長篇小說中較為習慣採用的第一人稱敘事（《曹操》《黃金在天上》《中國往事》），而是回到了他2011年乃至更早愛在長篇中使用的第三人稱視角（《士為知己者死》《狂歡》《迷亂》）。按照常規的、傳統的對於長篇小說敘事人稱選擇的解讀——第一人稱多適用於現代性、探索性文本，而第三人稱更常見於常態化、傳統型文本（雖說真實情況也未見得完全如此），一位並非“菜鳥”的、以題材和敘事雙重探索為其標誌的長篇作者，選擇一種更“靠近傳統”的敘述方式，顯然是會令一些讀者驚訝的，但卻或許暗合題材——小說的主人公是李白，漢語詩歌自屈原之後的又一代“詩神”！當代作者，誰又敢膽大到冒名以“我”來替先賢發聲？伊沙在這個考驗面前，秉持住了惟有詩者才特有的謙卑。,《李白》的第二個別緻，是對於主人公生平記載中語焉不詳、行跡模糊的地方，並未刻意進行小說家炫技式的大肆虛構。通常來講，今人寫古人、詩人寫長篇，通常多愛較勁似的在想象力方面“以短補長”，試圖強按讀者低頭 ，以為這樣能彰顯自己“小說家的威風”。《李白》沒有，許多地方恰恰顯得極為低調和老實。不勉力“填空”，盡量尊重李白生平的現有史料。對於少數爭議性的學術“公案”，也採取了“融合式”的處理，比方關於李白的故鄉，歷來有“碎恭弘=叶 恭弘說”“隴西說”“江油說”，小說則為讀者勾勒出一幅“長安——碎恭弘=叶 恭弘——隴西——江油”的李白祖上的遷徙路線圖，合情且合理。,小說第三個別緻，在於敘述語言的常規化，與敘述者內在精神的當下感、后現代性的巧妙融合。敘述中有議論，也有調侃（在描寫詩人們的斗詩盛會時都有很明顯的體現），有時還會流露出與讀者站位接近的當代人的迷惑甚至質疑（比如小說描寫到李白對子女撫養、教育這些方面的缺點與不足）。這反而能賦予一部古代題材小說以當代的體溫——這部《李白》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將大師的生平送入到人們平視的視線之內。這，也正是歷史題材小說進入后現代時段后的重要特徵。,第四——對爭議性史料的審慎採信和大膽鋪陳。這是每部涉及信史人物的小說所必需面臨的考驗。李白生平最大的懸疑：除了出生地爭議外，便是“賜金放還”之謎，以及玄宗末期晚年李白“站隊”永王之謎。這兩大話題里，“賜金放還”歷來眾說紛紜，伊沙選擇了李白進入宮廷前後，朝廷對其家族淵源的秘密調查，得知李家疑似高祖朝故太子李建成遺孤的後人，決定厚待其人，使其作朝廷文治的點綴，卻永遠不準其立足朝堂參与政事，將此可能性作為一種釋疑。既滿足了小說閱讀中讀者期待的亦真亦幻的效果，也不失為以當代人思考破解謎團的一個大膽假定，符合當時歷史的邏輯性，對於人物命運也說得通。至於“站隊”永王，作者則根據當時的歷史大背景，以及李白現存的那些“類行伍詩”，結合李白家族與皇族血親關係的假定，進行了合理化的演繹，它依然是小說家言，但在人物的情感邏輯與生活邏輯上，說得通，不牽強。,第五——對以往小說、戲曲、民間傳說中傳奇細節的化用。,關於李白，最神奇的傳說細節之一，就是其與高力士、楊國忠的“公案”。民間戲曲、曲藝，包括根據相關情節改編的當代影視中多有“高力士脫靴”的橋段。,經過歷代文藝加工過的“傳說”，對於後世的寫家而言通常都是“雙面劍”。你若依據史實翻案否定，讀者會覺得趣味少了許多；若完全依從傳統的演繹，又會被人視為缺少創意，寫家自己也少了幾分創作上的快感。長篇小說《李白》的匠心和聰明則在於：高力士脫靴，該脫還得脫，但並沒有因此記恨。老高的胸襟開闊，到後面和李白與安祿山同席而歡，人家讓李白為自己脫靴——老李還真就給脫了，還給脫了兩隻——兩個聰明絕頂的“性情中人”，在世俗雞毛上嘻嘻哈哈玩兒了個平手。長篇中對李白的這種面向世俗的聰明，並未着意勾勒，但臨到關鍵處，一筆露崢嶸，比如安史之亂前夕，接到時為朝廷重臣的安祿山壽宴邀請，李白被迫前往，卻借大醉不留詩、轉天遁去的描寫，也見證了作者對史料、情境和人性的把控。詩小說，立足於對詩人靈魂的刻畫，而《李白》對於唐詩精神形成關鍵時期的氛圍及主要人物的刻畫，沉鬱、沉重與鮮活並置，並不枯燥。相反，還不時顯出一種后現代式的狡黠、趣味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