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程耳導演及其《邊境風雲》《羅曼蒂克消亡史》等前作的人，一定對其藝術與商業、作者與類型的結合印象深刻。這一次，拋開一些場外因素暫且不談，就新作《無名》的電影文本來說，雖不能說沒有瑕疵，但程耳保持和延續了鮮明的個人風格並有所突破，影片也在市場和主流價值觀的雙重要求下，既做到了言之有物不虛有實（不僅是史實的轉化對應，還是精鍊表達形成的敘事實力），又做到了有品味有腔調，藝術風格獨特又富有感染力。,史實基礎與敘事實力,一般的看法會認為：《無名》的非線性敘事，過多的留白與藏在暗處的反轉，對電影觀眾不夠“友好”。個人風格強烈的程耳式電影敘事，要求觀眾要有很強的完型能力，要做不少“腦補”工作，而這一切的前提還得是電影的文本過硬，不是故弄玄虛的裝腔作勢。,《無名》從類型上看，是諜戰、懸疑、動作與黑色的融合，還帶有明顯的“新主流”元素。,首先就《無名》切入歷史的小切口所包含的信息量而言，其絕非是因太少而玩弄結構掩蓋不足，而是在對歷史史實大量使用基礎上採用“水面上的冰山”式的精鍊表達。開篇的“廣州大轟炸”和梁朝偉扮演的何主任的出場，甚至地面上的“喪家犬”與飛機上日本空軍的“軍犬”的對照，似乎奠定了“史實”與“虛構”甚或“象徵”融合的基調。故事里汪先生、唐部長、日軍高層派系、公爵、霞飛路76號日偽魔窟、恭弘=叶 恭弘先生等都有原型做參考，其他諸如李白、鄭蘋如等歷史人物也都化用了進來。,當然，史實原型是經過進一步地虛構、雜糅甚至是象徵才成為了電影中的人物。在這一方面，程耳也頗費心思。大多數角色都有姓無名，除了“無名英雄”這一主題之外，這既是（真實/虛假）諜戰身份的表現，更是（虛構/史實）敘事的特色所需。孰敵孰我？我方的目標又是什麼？這樣的謎題在解開的過程中，程耳更多採用的不是水到渠成的“直給”方式，而是隱喻和暗示的手段。何先生以“表哥”身份在唐先生與日本人之間周旋，為了解決叛變的諜報員保護我方的情報網絡而不得已出手，進而暴露。所以為了進一步潛伏，他掩護並把接力棒傳給王一博扮演的恭弘=叶 恭弘先生，不惜以犧牲自己為代價。恭弘=叶 恭弘先生面對複雜的敵友環境，表面上關係不錯的兄弟實則是兇狠的對手，甚至他還背負着自己有婚約女友等一干熱血青年的鄙夷與奚落。何先生與恭弘=叶 恭弘先生通過獲得的兩個重要信息——“在滬重要日本人名錄”和“東北布防地圖”——合力完成了從“刺殺公爵”“破壞和談”到“傳遞日高層對東北政策”幾個“大事”，無名地下工作者們深藏功名，電影則小中見大、個性化地表達了這些涌動的暗流。,毋庸諱言，《無名》在敘事邏輯上，確實帶有作者電影的慣性，並不充分考慮觀眾”。作者性上的互文性，個人風格，地域特色，生活細節、表演風格，美學腔調是否很好地與類型元素融合了？這是一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同樣是小人物下一盤大棋，《無名》與《滿江紅》相比確實顯得有些“高冷”，何先生恭弘=叶 恭弘先生這樣無名小人物下的一盤大棋，小人物與大時代，個性表達與大眾觀影習慣之間確實會有一定的排異反應。不過，這些可能也正是藝術電影的價值所在。比如，當敘事的節奏和留白被重新組織之後，一般意義上的邏輯完整性之外，是否就增加了個性表達的可能了呢？江疏影飾演的江小姐在與梁朝偉曾經飾演的角色（易先生）和現在飾演的角色（何先生）的生死糾葛中，通過對“動情”與“冷靜”的討論，不僅在“此文本”中完成了通過點心盒的“名單”信息傳遞，凸顯了“女特務”刺殺“唐部長”未遂而具有的另外的價值。這還進一步通過“互文性”建構了與史實、其他電影文本之間的關係，有效地拓展了意義空間。再比如，王一博和王傳君飾演的角色之間的糾葛關係：王一博最後的那句“我也是啊”像是一個翻出來的底牌，在此之前，王傳君與王一博吃飯、聊天、抽煙、喝酒等“友誼”里卻暗藏着差異和裂隙。王傳君殺死了王一博的曾有婚約的女友方小姐（她可能還不是共產黨員，是有些稚嫩但依然可歌可泣的熱血青年）以此試探和刺激王一博；後來王一博殺了王傳君並完成了更重要的任務，他來到香港找到王傳君一家其他三人，原本暗藏在“吃嗆蝦”之後可能就要有的“復讎”，最終被王一博忍了下來，暗流涌動中，個人恩怨的宣洩最終還是被身份與本善阻攔了下來。,戲劇張力隱藏在表面的象徵性的假動作之下，具有很強的藝術性與作者感。這樣的段落，在《無名》里還有不少，留心之後，我們可知無名之“實”。,“打給誰看”是個問題,與一般的凸顯電影類型和工業水準的作品不同，《無名》在電影製作上凸顯的是極具辨識度的“手工打造”的品質感。敘事的節奏線索如前所述很作者，視聽上也很程耳。黑色電影質感的光影效果；類似布列松“模特論”一般、導演有效控制下演員氛圍感的“零度表演”呈現；兩人鏡頭和多人鏡頭的構圖與調度；上海風情、生活細節與方言的符號化呈現等等，都增加了這種品質感。,電影中王一博和梁朝偉的故事線雖大體是平行和線性接續的，但交錯的頻度也很大，這種拼圖、找補、打磨和遊戲感，對“匠人”來說，雖可能很折磨人，但一定也非常有快感。我們注意到《無名》的編劇、導演、剪輯都是程耳一人。在春節檔投放市場，有着明顯商業訴求的作品如此這般並不多見，甚至電影中最“工業化”、最具觀賞性的動作戲——梁朝偉和王一博那場激烈打鬥戲，也處理得很“低調奢華”。,而《無名》最大的一個邏輯問題即來自這場雙男主的打鬥：“打給誰看？”在沒有針孔攝像機的年代、如果電影里已經沒有敵人在看，那觀眾難道是要看他們打鬥的“敵人”嗎？這場“手工品質”的打鬥很精彩，完全不用也有些可惜，所以或許可以剪成兩段，第一段是王一博帶人衝進來，當所有其他人都死了之後，王一博拿槍衝進房間。然後剪到王一博受傷和日本人對話。後面的打鬥是王一博“羅生門”式講給日本人聽的，同時電影視覺化展現給觀眾一起看的。,邏輯上總有辦法解決合理性的問題，所以，這個手工打造中出現的破綻難道是拖刀計？是作者“負氣”故意漏給觀眾和中國電影市場的？這可能有些過度解讀了。不過，這個所謂“超級商業片”的破綻，或許正是讀解中國電影市場和政策環境、作者與商業之間排異反應的密碼。所謂超級，不是確定性的、程度上的更大，而是不確定它到底是不是，從而產生的巨大的迷惑感，就像“超級恐怖片”的概念，不是更恐怖，而是不知道這樣的恐怖是來源於現實獨特邏輯還是超現實靈異邏輯。“超級商業片”或許是在反諷戲謔中透露出“這到底是不是商業片”的疑惑。,不管怎樣，《無名》建構出了獨特的美學品格進而聯通了主流價值觀的主題立意，應是確定的事。至於藝術與商業，作者和類型在《無名》這裏多大程度上可以兼得，要市場和時間給出評判。,作者：程波 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