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號站註冊_《無名》:藝術與商業的排異還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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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程耳導演及其《邊境風雲》《羅曼蒂克消亡史》等前作的人,一定對其藝術與商業、作者與類型的結合印象深刻。這一次,拋開一些場外因素暫且不談,就新作《無名》的電影文本來說,雖不能說沒有瑕疵,但程耳保持和延續了鮮明的個人風格並有所突破,影片也在市場和主流價值觀的雙重要求下,既做到了言之有物不虛有實(不僅是史實的轉化對應,還是精鍊表達形成的敘事實力),又做到了有品味有腔調,藝術風格獨特又富有感染力。,史實基礎與敘事實力,一般的看法會認為:《無名》的非線性敘事,過多的留白與藏在暗處的反轉,對電影觀眾不夠“友好”。個人風格強烈的程耳式電影敘事,要求觀眾要有很強的完型能力,要做不少“腦補”工作,而這一切的前提還得是電影的文本過硬,不是故弄玄虛的裝腔作勢。,《無名》從類型上看,是諜戰、懸疑、動作與黑色的融合,還帶有明顯的“新主流”元素。,首先就《無名》切入歷史的小切口所包含的信息量而言,其絕非是因太少而玩弄結構掩蓋不足,而是在對歷史史實大量使用基礎上採用“水面上的冰山”式的精鍊表達。開篇的“廣州大轟炸”和梁朝偉扮演的何主任的出場,甚至地面上的“喪家犬”與飛機上日本空軍的“軍犬”的對照,似乎奠定了“史實”與“虛構”甚或“象徵”融合的基調。故事里汪先生、唐部長、日軍高層派系、公爵、霞飛路76號日偽魔窟、恭弘=叶 恭弘先生等都有原型做參考,其他諸如李白、鄭蘋如等歷史人物也都化用了進來。,當然,史實原型是經過進一步地虛構、雜糅甚至是象徵才成為了電影中的人物。在這一方面,程耳也頗費心思。大多數角色都有姓無名,除了“無名英雄”這一主題之外,這既是(真實/虛假)諜戰身份的表現,更是(虛構/史實)敘事的特色所需。孰敵孰我?我方的目標又是什麼?這樣的謎題在解開的過程中,程耳更多採用的不是水到渠成的“直給”方式,而是隱喻和暗示的手段。何先生以“表哥”身份在唐先生與日本人之間周旋,為了解決叛變的諜報員保護我方的情報網絡而不得已出手,進而暴露。所以為了進一步潛伏,他掩護並把接力棒傳給王一博扮演的恭弘=叶 恭弘先生,不惜以犧牲自己為代價。恭弘=叶 恭弘先生面對複雜的敵友環境,表面上關係不錯的兄弟實則是兇狠的對手,甚至他還背負着自己有婚約女友等一干熱血青年的鄙夷與奚落。何先生與恭弘=叶 恭弘先生通過獲得的兩個重要信息——“在滬重要日本人名錄”和“東北布防地圖”——合力完成了從“刺殺公爵”“破壞和談”到“傳遞日高層對東北政策”幾個“大事”,無名地下工作者們深藏功名,電影則小中見大、個性化地表達了這些涌動的暗流。,毋庸諱言,《無名》在敘事邏輯上,確實帶有作者電影的慣性,並不充分考慮觀眾”。作者性上的互文性,個人風格,地域特色,生活細節、表演風格,美學腔調是否很好地與類型元素融合了?這是一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同樣是小人物下一盤大棋,《無名》與《滿江紅》相比確實顯得有些“高冷”,何先生恭弘=叶 恭弘先生這樣無名小人物下的一盤大棋,小人物與大時代,個性表達與大眾觀影習慣之間確實會有一定的排異反應。不過,這些可能也正是藝術電影的價值所在。比如,當敘事的節奏和留白被重新組織之後,一般意義上的邏輯完整性之外,是否就增加了個性表達的可能了呢?江疏影飾演的江小姐在與梁朝偉曾經飾演的角色(易先生)和現在飾演的角色(何先生)的生死糾葛中,通過對“動情”與“冷靜”的討論,不僅在“此文本”中完成了通過點心盒的“名單”信息傳遞,凸顯了“女特務”刺殺“唐部長”未遂而具有的另外的價值。這還進一步通過“互文性”建構了與史實、其他電影文本之間的關係,有效地拓展了意義空間。再比如,王一博和王傳君飾演的角色之間的糾葛關係:王一博最後的那句“我也是啊”像是一個翻出來的底牌,在此之前,王傳君與王一博吃飯、聊天、抽煙、喝酒等“友誼”里卻暗藏着差異和裂隙。王傳君殺死了王一博的曾有婚約的女友方小姐(她可能還不是共產黨員,是有些稚嫩但依然可歌可泣的熱血青年)以此試探和刺激王一博;後來王一博殺了王傳君並完成了更重要的任務,他來到香港找到王傳君一家其他三人,原本暗藏在“吃嗆蝦”之後可能就要有的“復讎”,最終被王一博忍了下來,暗流涌動中,個人恩怨的宣洩最終還是被身份與本善阻攔了下來。,戲劇張力隱藏在表面的象徵性的假動作之下,具有很強的藝術性與作者感。這樣的段落,在《無名》里還有不少,留心之後,我們可知無名之“實”。,“打給誰看”是個問題,與一般的凸顯電影類型和工業水準的作品不同,《無名》在電影製作上凸顯的是極具辨識度的“手工打造”的品質感。敘事的節奏線索如前所述很作者,視聽上也很程耳。黑色電影質感的光影效果;類似布列松“模特論”一般、導演有效控制下演員氛圍感的“零度表演”呈現;兩人鏡頭和多人鏡頭的構圖與調度;上海風情、生活細節與方言的符號化呈現等等,都增加了這種品質感。,電影中王一博和梁朝偉的故事線雖大體是平行和線性接續的,但交錯的頻度也很大,這種拼圖、找補、打磨和遊戲感,對“匠人”來說,雖可能很折磨人,但一定也非常有快感。我們注意到《無名》的編劇、導演、剪輯都是程耳一人。在春節檔投放市場,有着明顯商業訴求的作品如此這般並不多見,甚至電影中最“工業化”、最具觀賞性的動作戲——梁朝偉和王一博那場激烈打鬥戲,也處理得很“低調奢華”。,而《無名》最大的一個邏輯問題即來自這場雙男主的打鬥:“打給誰看?”在沒有針孔攝像機的年代、如果電影里已經沒有敵人在看,那觀眾難道是要看他們打鬥的“敵人”嗎?這場“手工品質”的打鬥很精彩,完全不用也有些可惜,所以或許可以剪成兩段,第一段是王一博帶人衝進來,當所有其他人都死了之後,王一博拿槍衝進房間。然後剪到王一博受傷和日本人對話。後面的打鬥是王一博“羅生門”式講給日本人聽的,同時電影視覺化展現給觀眾一起看的。,邏輯上總有辦法解決合理性的問題,所以,這個手工打造中出現的破綻難道是拖刀計?是作者“負氣”故意漏給觀眾和中國電影市場的?這可能有些過度解讀了。不過,這個所謂“超級商業片”的破綻,或許正是讀解中國電影市場和政策環境、作者與商業之間排異反應的密碼。所謂超級,不是確定性的、程度上的更大,而是不確定它到底是不是,從而產生的巨大的迷惑感,就像“超級恐怖片”的概念,不是更恐怖,而是不知道這樣的恐怖是來源於現實獨特邏輯還是超現實靈異邏輯。“超級商業片”或許是在反諷戲謔中透露出“這到底是不是商業片”的疑惑。,不管怎樣,《無名》建構出了獨特的美學品格進而聯通了主流價值觀的主題立意,應是確定的事。至於藝術與商業,作者和類型在《無名》這裏多大程度上可以兼得,要市場和時間給出評判。,作者:程波 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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