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聯盟2號站_楊苡:與西南聯大相關的記憶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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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歲的翻譯家楊苡先生,經歷九一八、求學西南聯大、遇見巴金先生、翻譯《呼嘯山莊》……百年時光她遍嘗百味,但抗日烽火中的青春記憶卻鮮活如初。,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余斌先生應邀撰文。,這幾年不斷有記者採訪,問起西南聯大,讓我一再回想起當年的人與事。人老了,眼前的事轉眼就忘,過去的事卻像放電影似的,竟然特別清晰,似乎就發生在昨天。,如果不是日本人發動戰爭,就不會有西南聯大,我應該在家鄉天津讀南開大學吧。中西女中畢業之後,我按成績是保送南開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南開南遷,繼續留在天津就上不了學。還有個事讓我非走不可:我在《詩訊月報》上發表過詩歌,這個刊物因為抗日,主編被日本人抓走(後來被殺害),有人告訴我,我的一首詩也被認定是抗日的,待下去很危險。這樣母親終於同意我去昆明求學。長那麼大,除了去過北京兩次,沒離開過家,母親特別不放心,我卻很興奮,因為可以過一種獨立的生活了。還有一條是不用說的,不管在學校,還是在家裡,我受到的教育,非常強調的一條就是“愛國”,誰願意做“亡國奴”?!,從天津到昆明,千里迢迢,先是坐船走海路,從天津經上海到香港,坐英國輪船公司的“太古號”,而後從香港到越南的海防,換乘法國人的船。從海防到昆明是陸路,改坐火車。先是從海防到河內,從河內到開遠,再到昆明。到開遠,就是進入中國境內了。這一路從河內開始,我們住的就差多了。是我自己提出來的,我和我堂弟,還有一個人,從北京來的,從香港起我們就在一起,我們慢慢覺得和別人太不一樣,太特殊,不像流亡學生(因為在船上我住的是二等艙,路上換船、換車時要住宿,都是很高級的酒店), 我就提出要和大家一樣。後來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從河內往昆明,坐的是運貨的悶罐子車,沒有窗,只有小孔透氣,人都挨着坐地下。車很慢,哪能和現在的高鐵比呢?足足走了四天,白天開,晚上停,不開了,找地方住下來,小旅館,都是簡陋的平房,當然沒法跟之前住的酒店比了。可住和行雖然很艱苦,我倒不覺得,反而很興奮,因為沒人管着我,想怎樣就怎樣,而且原來又是坐二等艙,又是好酒店,很特殊,現在和大家在一起了,大家都是年輕人,都是流亡學生,興奮啊。,累是真累。晚上天黑的時候到了,趕緊找地方住。渾身濕的,下大雨,雨季。亂七八糟的。一大群人席地而坐,坐行李上面,反正也不睡覺,一坐就坐一天。開始還覺得好玩,總比坐船好,不那麼單調嘛,後來發現太累。因為站也沒地方,都靠着,也不分男女,靠着,八月份,倒也不是很熱。男生圍着打撲克,我們就唱歌。,沒什麼比唱歌更讓人興奮的了,一路上不斷在唱。現在更興奮,因為現在有更多的人;船上唱的是一般的歌,這時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可以放開來唱了:《義勇軍進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松花江上》……好多人都是從敵占區來的,像我在天津,哪能放開了嗓子唱抗日歌曲?盡情地唱,真有一種自由解放的感覺。,到開遠的時候,我們就更激動了。之前還是在法國殖民地,到開遠是進入國境的第一站,從窗洞里一看到我們的國旗,看到雲南兵,像是“回到祖國的懷抱”了。大家一陣歡呼,互相擁抱,又喊又叫,又唱又跳,高呼口號,好多人激動得眼淚都流下來了。,我們激動,那些雲南兵不激動,看到我們那樣,他們沒什麼反應。那裡閉塞,他們大概看我們這些學生有點奇怪。畢竟是大後方,還沒什麼抗戰的氛圍。我們不一樣,“亡國奴”三個字在我們是壓在心頭的陰影,揮之不去,流亡,就是為了不做亡國奴。那樣的心情,沒有我們的經歷是體會不了的。,聯大開學的時間,原來定在十月,可就在快開學時,日本飛機轟炸昆明,學校那一帶炸得一塌糊塗。,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昆明是九月二十八號。在那之前,昆明已經開始有警報了。是預防警報,城門樓上掛起一隻紅色的氣球。頭一回有這事,新鮮得很,好多當地人跑到外面來看,嘴裏還叨叨:“掛燈籠嘍,哪裡真的會有敵機呦!”雲南是大後方,到那時為止,除了外地人多起來以外,生活很平靜,好像沒什麼戰爭的氛圍,的確很難想象這地方會打起仗來。,預防警報也沒讓人緊張起來,好多人甚至都沒想到要躲一下,有人說該出城去躲一躲,也只是說說而已,根本就沒有跑警報的概念。我們年輕人就更不知害怕了。我和紘武(他是和我一起搬到青雲街的)看見大家跑到外面,議論紛紛的,只覺得好玩,穿過圓通公園到北門城牆外,坐在菜地上東張西望,看天空看城門樓,等着看會不會有第二隻紅色警報球掛起來。來的路上我們買了些胡蘿蔔,昆明的胡蘿蔔又大又脆,水分多,特別好吃,我們一邊看野景似的看着,一邊啃得津津有味。這時昆明空軍基地的飛機紛紛出動了,不是迎戰敵機,是和我們一樣“跑警報”(否則在機場上獃著,敵機一轟炸就完蛋了)。等我們的胡蘿蔔吃完,警報也解除了。我們溜達着回到青雲街,都說下次再不“跑”了。,“9·28”敵機第一次轟炸昆明那天,我們也真的沒跑。那天是個大晴天,天上一絲雲彩都不見,真的是“碧空如洗”,藍得讓人心醉。我們一幫年輕學生喜歡把昆明這樣的晴爽藍天說成“藍得像馬德里”,這是從一首詩里引來的,其實誰也沒去過馬德里,想象中西班牙陽光燦爛,馬德里的天空極藍極美就是了。聯大還沒開學,兩個年輕人過來閑聊,我和紘武便合計着該去哪玩兒。這時外面忽然就亂起來,就聽到有人嚷:“掛燈籠嘍!”朝城門樓望去,果然有一個球掛出來。我們原來就沒打算“跑”,後院和最後一進房裡的人也沒動靜,只是一個個不緊不慢地踱到天井裡,三三兩兩站着聊天。楊振聲、沈從文、鄭穎孫幾位先生都放下手頭的事出來,望着天空,施劍翹姐弟也出來了。,這時候傳來了很響的飛機的聲音,我們還以為又是我們的飛機,忽然發現不對了,有三架塗著太陽旗的敵機就從頭頂上飛過去,幾乎是同時,緊急警報響起來。就聽到一種十分刺耳的聲音,讓人本能地捂住耳朵,沒容我們分辨那是什麼聲音,前前後后就都是震動耳膜的爆炸聲了。炸彈一個個落下來,地動山搖,我們站在那裡怔住了,好像在做夢,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沈先生是最鎮靜的,他根據爆炸聲分析炸彈可能會落在什麼地方。從湖南那邊遷過來的聯大師生剛剛安頓下來,他擔心他們那邊會不會有損失。他還有心思開玩笑:爆炸聲一起,施劍翹嚇着了,用天津話說了句“我的媽呀!”抱着頭就往屋裡跑。沈先生笑話說:“俠女也害怕嘛。”,真像沈先生擔心的那樣,聯大那一片那天挨炸了。轟炸停止后我們跑出去看,翠湖周圍炸得一塌糊塗。到處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許多聯大的師生,滿身的灰土。在人流里我看到了聞一多,亂亂的頭髮上全是灰土。在中西時高玉爽老師領我們讀新詩,聞一多的《死水》我會背,沒想到第一次見到聞先生,是這樣的情形。,從那天開始,整個昆明進入到另一種節奏,“跑警報”成了大家生活的重要內容。早上起來,頭一件事就是往城門樓上看,看警報球是怎樣的情況。敵機都是白天來,“跑警報”就是要把白天避過去。往往天剛亮人們便扛着箱籠衣物,出城到郊外山溝里,下午四五點鐘再回來忙着做晚飯。一整天就這麼沒了。,跑警報的人群,總是伴着對日本鬼子的憤怒和詛咒,只有一次,看着敵機肆無忌憚地低空飛行、掃射、扔炸彈的人群爆發出歡呼聲。那是有一次,城防的高射炮打下了一架日本飛機。我們看着那飛機拖着黑煙栽下去,高興得又叫又跳。後來這架飛機的殘骸被弄到大成殿供老百姓参觀,我也跑了去看,参觀的人一邊看一邊咒罵,罵了才更解氣。回來之後我寫了一首詩,題目叫《破碎的鐵鳥》,發表在雲南文藝抗敵協會的刊物《戰歌》上。,我到昆明不久就開始向《戰歌》投稿,加入了文協,跟穆木天、羅鐵鷹、雷石榆等詩人一起開座談會,吃小館子。這在天津是不可想象的,想想家裡不讓我像劉嘉蓁那樣去遊行、參加集會,現在可以“我行我素”,我尤其有一種成了大人的感覺。我記得幾首詩之外,我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紀念九一八》,最後寫道,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紀念九一八了,意思是不要一年,我們就勝利了——仗已經打了兩年了,還不夠我們贏嗎?真是天真樂觀得很。,年輕真好,即使是那樣動蕩的歲月,那樣艱苦的條件,我們對未來也是充滿信心的,沒想到還有漫長難熬的日子需要去面對。,快問快答,西南聯大對您影響最大的老師是誰?,沈從文。他教寫作。論資歷,他在聯大是排不上號的,雖然他是名作家,在社會上知名度很高。沈先生其實沒教過我,但聯大開學前我有一陣住在青雲街一個院里,他和楊振聲就住在那兒,所以有很多接觸。我原本想讀中文系,後來進聯大外文系,就是聽了他的話。他說,你想寫作,應該多讀外國文學。他常鼓勵我多讀書,別荒廢時間。他是很勤奮的,常常我睡覺了,還看見對面樓上他房間里還亮着燈。,聯大讓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寬鬆的氛圍。讀書、上課什麼的,都沒人管的。沒聽說哪個老師上課點名的,但是學問好、課講得好的老師,自然有人追隨。課外活動也很豐富,大家思想都很活躍。我在聯大念了兩年,三年級、四年級是在重慶中央大學借讀的,兩個學校一對比,更覺得聯大真是“民主堡壘”。,您一生經歷了許多事,是什麼讓您到晚年還保持了樂觀的心態?,《基督山伯爵》最後一行字是“WAIT AND HOPE!”(等待,並且保持希望!)我很喜歡。十七歲給巴金寫信時就引過這話,說我願意如此。巴金把我信上的話寫進文章里。到現在我還是相信,生活中不能沒有對未來的希望,WAIT AND HOPE!,楊苡 口述 余斌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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