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歲的翻譯家楊苡先生，經歷九一八、求學西南聯大、遇見巴金先生、翻譯《呼嘯山莊》……百年時光她遍嘗百味，但抗日烽火中的青春記憶卻鮮活如初。,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余斌先生應邀撰文。,這幾年不斷有記者採訪，問起西南聯大，讓我一再回想起當年的人與事。人老了，眼前的事轉眼就忘，過去的事卻像放電影似的，竟然特別清晰，似乎就發生在昨天。,如果不是日本人發動戰爭，就不會有西南聯大，我應該在家鄉天津讀南開大學吧。中西女中畢業之後，我按成績是保送南開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南開南遷，繼續留在天津就上不了學。還有個事讓我非走不可：我在《詩訊月報》上發表過詩歌，這個刊物因為抗日，主編被日本人抓走（後來被殺害），有人告訴我，我的一首詩也被認定是抗日的，待下去很危險。這樣母親終於同意我去昆明求學。長那麼大，除了去過北京兩次，沒離開過家，母親特別不放心，我卻很興奮，因為可以過一種獨立的生活了。還有一條是不用說的，不管在學校，還是在家裡，我受到的教育，非常強調的一條就是“愛國”，誰願意做“亡國奴”？！,從天津到昆明，千里迢迢，先是坐船走海路，從天津經上海到香港，坐英國輪船公司的“太古號”，而後從香港到越南的海防，換乘法國人的船。從海防到昆明是陸路，改坐火車。先是從海防到河內，從河內到開遠，再到昆明。到開遠，就是進入中國境內了。這一路從河內開始，我們住的就差多了。是我自己提出來的，我和我堂弟，還有一個人，從北京來的，從香港起我們就在一起，我們慢慢覺得和別人太不一樣，太特殊，不像流亡學生（因為在船上我住的是二等艙，路上換船、換車時要住宿，都是很高級的酒店）， 我就提出要和大家一樣。後來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從河內往昆明，坐的是運貨的悶罐子車，沒有窗，只有小孔透氣，人都挨着坐地下。車很慢，哪能和現在的高鐵比呢？足足走了四天，白天開，晚上停，不開了，找地方住下來，小旅館，都是簡陋的平房，當然沒法跟之前住的酒店比了。可住和行雖然很艱苦，我倒不覺得，反而很興奮，因為沒人管着我，想怎樣就怎樣，而且原來又是坐二等艙，又是好酒店，很特殊，現在和大家在一起了，大家都是年輕人，都是流亡學生，興奮啊。,累是真累。晚上天黑的時候到了，趕緊找地方住。渾身濕的，下大雨，雨季。亂七八糟的。一大群人席地而坐，坐行李上面，反正也不睡覺，一坐就坐一天。開始還覺得好玩，總比坐船好，不那麼單調嘛，後來發現太累。因為站也沒地方，都靠着，也不分男女，靠着，八月份，倒也不是很熱。男生圍着打撲克，我們就唱歌。,沒什麼比唱歌更讓人興奮的了，一路上不斷在唱。現在更興奮，因為現在有更多的人；船上唱的是一般的歌，這時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可以放開來唱了：《義勇軍進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松花江上》……好多人都是從敵占區來的，像我在天津，哪能放開了嗓子唱抗日歌曲？盡情地唱，真有一種自由解放的感覺。,到開遠的時候，我們就更激動了。之前還是在法國殖民地，到開遠是進入國境的第一站，從窗洞里一看到我們的國旗，看到雲南兵，像是“回到祖國的懷抱”了。大家一陣歡呼，互相擁抱，又喊又叫，又唱又跳，高呼口號，好多人激動得眼淚都流下來了。,我們激動，那些雲南兵不激動，看到我們那樣，他們沒什麼反應。那裡閉塞，他們大概看我們這些學生有點奇怪。畢竟是大後方，還沒什麼抗戰的氛圍。我們不一樣，“亡國奴”三個字在我們是壓在心頭的陰影，揮之不去，流亡，就是為了不做亡國奴。那樣的心情，沒有我們的經歷是體會不了的。,聯大開學的時間，原來定在十月，可就在快開學時，日本飛機轟炸昆明，學校那一帶炸得一塌糊塗。,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昆明是九月二十八號。在那之前，昆明已經開始有警報了。是預防警報，城門樓上掛起一隻紅色的氣球。頭一回有這事，新鮮得很，好多當地人跑到外面來看，嘴裏還叨叨：“掛燈籠嘍，哪裡真的會有敵機呦！”雲南是大後方，到那時為止，除了外地人多起來以外，生活很平靜，好像沒什麼戰爭的氛圍，的確很難想象這地方會打起仗來。,預防警報也沒讓人緊張起來，好多人甚至都沒想到要躲一下，有人說該出城去躲一躲，也只是說說而已，根本就沒有跑警報的概念。我們年輕人就更不知害怕了。我和紘武（他是和我一起搬到青雲街的）看見大家跑到外面，議論紛紛的，只覺得好玩，穿過圓通公園到北門城牆外，坐在菜地上東張西望，看天空看城門樓，等着看會不會有第二隻紅色警報球掛起來。來的路上我們買了些胡蘿蔔，昆明的胡蘿蔔又大又脆，水分多，特別好吃，我們一邊看野景似的看着，一邊啃得津津有味。這時昆明空軍基地的飛機紛紛出動了，不是迎戰敵機，是和我們一樣“跑警報”（否則在機場上獃著，敵機一轟炸就完蛋了）。等我們的胡蘿蔔吃完，警報也解除了。我們溜達着回到青雲街，都說下次再不“跑”了。,“9·28”敵機第一次轟炸昆明那天，我們也真的沒跑。那天是個大晴天，天上一絲雲彩都不見，真的是“碧空如洗”，藍得讓人心醉。我們一幫年輕學生喜歡把昆明這樣的晴爽藍天說成“藍得像馬德里”，這是從一首詩里引來的，其實誰也沒去過馬德里，想象中西班牙陽光燦爛，馬德里的天空極藍極美就是了。聯大還沒開學，兩個年輕人過來閑聊，我和紘武便合計着該去哪玩兒。這時外面忽然就亂起來，就聽到有人嚷：“掛燈籠嘍!”朝城門樓望去，果然有一個球掛出來。我們原來就沒打算“跑”，後院和最後一進房裡的人也沒動靜，只是一個個不緊不慢地踱到天井裡，三三兩兩站着聊天。楊振聲、沈從文、鄭穎孫幾位先生都放下手頭的事出來，望着天空，施劍翹姐弟也出來了。,這時候傳來了很響的飛機的聲音，我們還以為又是我們的飛機，忽然發現不對了，有三架塗著太陽旗的敵機就從頭頂上飛過去，幾乎是同時，緊急警報響起來。就聽到一種十分刺耳的聲音，讓人本能地捂住耳朵，沒容我們分辨那是什麼聲音，前前後后就都是震動耳膜的爆炸聲了。炸彈一個個落下來，地動山搖，我們站在那裡怔住了，好像在做夢，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沈先生是最鎮靜的，他根據爆炸聲分析炸彈可能會落在什麼地方。從湖南那邊遷過來的聯大師生剛剛安頓下來，他擔心他們那邊會不會有損失。他還有心思開玩笑：爆炸聲一起，施劍翹嚇着了，用天津話說了句“我的媽呀!”抱着頭就往屋裡跑。沈先生笑話說：“俠女也害怕嘛。”,真像沈先生擔心的那樣，聯大那一片那天挨炸了。轟炸停止后我們跑出去看，翠湖周圍炸得一塌糊塗。到處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許多聯大的師生，滿身的灰土。在人流里我看到了聞一多，亂亂的頭髮上全是灰土。在中西時高玉爽老師領我們讀新詩，聞一多的《死水》我會背，沒想到第一次見到聞先生，是這樣的情形。,從那天開始，整個昆明進入到另一種節奏，“跑警報”成了大家生活的重要內容。早上起來，頭一件事就是往城門樓上看，看警報球是怎樣的情況。敵機都是白天來，“跑警報”就是要把白天避過去。往往天剛亮人們便扛着箱籠衣物，出城到郊外山溝里，下午四五點鐘再回來忙着做晚飯。一整天就這麼沒了。,跑警報的人群，總是伴着對日本鬼子的憤怒和詛咒，只有一次，看着敵機肆無忌憚地低空飛行、掃射、扔炸彈的人群爆發出歡呼聲。那是有一次，城防的高射炮打下了一架日本飛機。我們看着那飛機拖着黑煙栽下去，高興得又叫又跳。後來這架飛機的殘骸被弄到大成殿供老百姓参觀，我也跑了去看，参觀的人一邊看一邊咒罵，罵了才更解氣。回來之後我寫了一首詩，題目叫《破碎的鐵鳥》，發表在雲南文藝抗敵協會的刊物《戰歌》上。,我到昆明不久就開始向《戰歌》投稿，加入了文協，跟穆木天、羅鐵鷹、雷石榆等詩人一起開座談會，吃小館子。這在天津是不可想象的，想想家裡不讓我像劉嘉蓁那樣去遊行、參加集會，現在可以“我行我素”，我尤其有一種成了大人的感覺。我記得幾首詩之外，我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紀念九一八》，最後寫道，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紀念九一八了，意思是不要一年，我們就勝利了——仗已經打了兩年了，還不夠我們贏嗎？真是天真樂觀得很。,年輕真好，即使是那樣動蕩的歲月，那樣艱苦的條件，我們對未來也是充滿信心的，沒想到還有漫長難熬的日子需要去面對。,快問快答,西南聯大對您影響最大的老師是誰？,沈從文。他教寫作。論資歷，他在聯大是排不上號的，雖然他是名作家，在社會上知名度很高。沈先生其實沒教過我，但聯大開學前我有一陣住在青雲街一個院里，他和楊振聲就住在那兒，所以有很多接觸。我原本想讀中文系，後來進聯大外文系，就是聽了他的話。他說，你想寫作，應該多讀外國文學。他常鼓勵我多讀書，別荒廢時間。他是很勤奮的，常常我睡覺了，還看見對面樓上他房間里還亮着燈。,聯大讓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寬鬆的氛圍。讀書、上課什麼的，都沒人管的。沒聽說哪個老師上課點名的，但是學問好、課講得好的老師，自然有人追隨。課外活動也很豐富，大家思想都很活躍。我在聯大念了兩年，三年級、四年級是在重慶中央大學借讀的，兩個學校一對比，更覺得聯大真是“民主堡壘”。,您一生經歷了許多事，是什麼讓您到晚年還保持了樂觀的心態？,《基督山伯爵》最後一行字是“WAIT AND HOPE!”（等待，並且保持希望！）我很喜歡。十七歲給巴金寫信時就引過這話，說我願意如此。巴金把我信上的話寫進文章里。到現在我還是相信，生活中不能沒有對未來的希望，WAIT AND HOPE！,楊苡 口述 余斌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