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身一跳》是德國作家達尼艾拉·克里恩創作的一部女性小說，以多視角的敘事手法講述了五位互有交集的女性——書店店員寶拉、醫生尤蒂特、作家布里達、音樂教師瑪麗卡以及電影演員喬琳德——人到中年所遭遇的情感糾葛、家庭矛盾和婚姻危機。該小說一經出版便廣受關注和好評。,德國廣播電台對其讚譽道：“一如伊恩·麥克尤恩所言，人類是萬事萬物中物質之一種，易於毀滅卻難以癒合。適用於肉體的也同樣適用於人類的靈魂。達尼艾拉·克里恩在她的新小說中以難忘、痛苦、持久的筆觸講述了其中的緣由。”文學評論家丹尼斯·舒克如是評價道：“我很久沒有讀到過這麼一部有關德國人的現實生活和愛情故事的小說了。這部小說既充滿趣味又具有心理學層面的睿智。”,閣樓里的德國女人,閣樓上的瘋女人形象源自《簡·愛》中的伯莎·梅森。這個患有精神疾病的瘋女人被羅切斯特無情地鎖在了桑菲爾德莊園的閣樓里。1966年，多米尼加作家簡·里斯在她的小說《藻海無邊》中對伯莎·梅森的故事予以了重寫，進一步豐富了這一瘋女人形象。1979年，美國學者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出版了以文學中的瘋女人為主題的專著《閣樓里的瘋女人》，系統梳理了十九世紀英美文學中女作家筆下的瘋女人形象，並指出在每個溫順善良的女人背後，都或多或少隱藏着一個癲狂的影子。以伯莎·梅森為代表的瘋女人形象隨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縱身一跳》中的五位女性顯然與伯莎·梅森處在截然不同的時代。她們擁有體面的職業，自給自足的經濟來源以及自由的社會環境。這些在伯莎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她們的故事里卻都或多或少地閃現着這個瘋女人的影子。其中，寶拉的婚姻生活就發生在那令人不堪忍受的閣樓里。,在刻畫寶拉與丈夫盧德格乏味的愛情時，克里恩巧妙地運用了隱喻的手法，將居住在閣樓里的寶拉及其慘淡的生活境遇用一隻小鳥生動地表現了出來。在舉辦婚禮的那個早晨，突然有一隻小鳥飛進了他們的房間，“驚慌失措地……圈飛。它飛向玻璃窗，跌落在地，重新飛起來后，仍然找不到飛出去的路。”小鳥的驚慌和在房間中的迷失無疑象徵著寶拉對這份愛情的猶疑和對婚姻生活的迷茫。它的掙扎和尖叫也預示着這段婚姻的痛苦與不幸。寶拉，就像這隻找不到出口的小鳥，註定在婚姻締造的牢籠中苦苦掙扎。,果然，婚後的生活由一個個孤獨等待丈夫回家的夜晚組成，直至一隻受傷的鴿子和死麻雀讓寶拉徹底失去了憧憬自由的希望。壓垮寶拉的最後一棵稻草是二女兒約翰娜的死。面對孩子的死，寶拉悲痛欲絕，而盧德格則把責任統統推到了寶拉身上。他責怪她不該給約翰娜注射疫苗。當寶拉試圖從他那裡尋求安慰時，他只是“僵硬地躺着……繼續和她保持距離”。每天，她的內心充滿了驚恐、難以入眠，她總要“吞下安眠葯，把沉重的窗帘拉得嚴嚴實實。”一個瘋女人的形象至此逐漸清晰了起來。,幸運的是，文策爾的出現改變了本已墜入谷底的寶拉。他在用真愛送走飽受癌症折磨的愛妻瑪雅之後，與痛失女兒的寶拉走到了一起。故事的尾聲，小鳥再一次登場，恰如其分地融入克里恩的敘事中：“文策爾……幾乎能聽出每一種鳥兒的叫聲，當他聽到夜鶯的叫聲時，他抓住她的胳膊，他們站住了。雄性夜鶯的叫聲發顫又急促，而且不重複，寶拉覺得和一個陌生的男人在樹林里傾聽鳥兒鳴叫並不奇怪。”,後父權制語境下的女性困境,茱莉亞·施羅德在評論《縱身一跳》時注意到：“在這些有關喪失或走失等重要議題的背後是後父權制下的女性向自己提出的諸多重大問題，比如孩子、事業、自由、責任、自決、奉獻以及……每一個決定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那麼，什麼是後父權制呢？有學者指出：“後父權制是指消除衝突、權力和壓迫，尊重事物的多樣性、差異性，重視和平和建設，崇尚合作協調的一種制度模式。”在此基礎上，后現代女權主義者又提出了後父權制社會的概念，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提高女性自身的權力、地位”。,女權主義自20世紀真正興起與發揚光大以來，女性被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她們的社會地位也隨着政治、經濟地位的穩步提升、教育機會的逐步平等獲得了顯著的提高。然而，在構建男女平等的社會形態的過程中，同樣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現實問題。,一方面，女性獲得了更多的權利、自由和話語權；另一方面，在當下的社會現實中，女性承受着內外交困的雙重困境。隨着女性被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模式逐漸被社會所摒棄，女性獲得了更多參与社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她們對社會的貢獻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尊重和認可。然而，女性從家庭中的解放並不意味着母親身份和家庭責任的完全脫離。在當下，她們常常處於一種內外兼顧卻又內外交困的境地。對此，《縱身一跳》藉助主人公布里達的經歷予以了觀照。,布里達是一位小說家。在和葛茲相識后，甜蜜愛情的浸潤源源不斷地滋養着她的創作靈感。那時的她，沒有家庭的負累，沒有孩子的糾纏，可以心無旁騖地投入到自己熱愛的創作當中。與葛茲結婚生女后，布里達的生活發生了始料未及的變化。葛茲的大男子主義逐漸暴露了出來，“他限制布里達，削弱她的個性，……他想把她降低為家庭主婦並把自己的興趣置於妻子的興趣之上。”女兒的出生加劇了布里達的煩惱和夫妻間的矛盾。,作為作家，布里達不能接受孩子成為她生活中唯一的任務，她需要獨處的時間專心寫作。可現實卻並不允許她擁有理想中的創作條件。尤其是二女兒溫迪娜出生后，她的整個生活都充斥着“餵奶、做飯和忘卻”，她深深地感到：“溫迪娜來得不是時候。她的到來，像一隻又大又重的利爪，把……剛喘了口氣的腦袋又按壓到漆黑的水面之下。”然而，作為母親，她又難以割捨對孩子的愛戀。為了寫作，布里達一度想過要丟下孩子，可一旦看見女兒們興高采烈地從幼兒園向她跑來的瞬間，她所有的想法都失去了魅力。為了保持寫作與家庭的平衡，布里達曾建議葛茲參与到對孩子的撫養當中，負起父親應有的責任，但每次葛茲都有辦法推卸責任。最終，兩人的婚姻走向了終結，葛茲找到了新歡，而布里達也收穫了寫作的自由。,達尼艾拉·克里恩的《縱身一跳》既延續了女性寫作的傳統，又對女性當下面對的現實問題予以了敏銳的觀察。她在其中提出的問題都是開放式的，也並沒有給故事中五位女性角色遇到的困境給出明確的解決辦法，但恰恰是這種開放性反映了女性問題共性之下所存在的複雜性和多元性，這正像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各人有各人的故事，各人有各人的難題，各人也有各人的選擇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