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李文俊先生遽歸道山，早先見媒體報道，晚年的他好古玩，戲言：“我只是周末跟老太太（注：德語文學翻譯家張佩芬）討上幾張鈔票，到對面地攤上去淘寶撿漏的老頭兒。”從報道所配照片，可見李先生家的櫥櫃中壇壇罐罐不少，具體如何，不能妄下斷語。可以肯定的是，收藏摩挲這些器物，是他生活的重要內容，也是譯事之外最大的快樂。,已故紅學家馮其庸先生也以廣搜博採聞名於學界，其藏品多與他所研究的課題相關，一些難入藏家法眼的古物，他卻珍若拱璧，蓋文人學者的眼光與職業文物收藏家有異，文人較少看重物件的經濟價值，而偏重文化價值。然集腋成裘、潛心篤志，往往最終蔚為大觀。,中國文人的才華，不只一面,最近在翻看《北山樓金石遺迹·北山樓藏碑經眼百品》（沈建中編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就有這樣的感觸。上世紀90年代末，施蟄存先生《北山談藝錄》面世，雖然是不太厚的一本書，卻令我等金石碑版之學的門外漢稱奇。文章都很短小，有些篇什甚至不盈一頁，我是當散文讀的，《瓦當文拓本題記》《清伊墨卿硯》《清印三題》等都是洗鍊平淡的好文字。試錄《跋宋徽州城磚》一則：,此拓本為宋徽州城磚，宣和四年。三十多年前朱孔陽所贈，當時徽州拆城牆，得此磚，遂流傳於世，想必不止一塊。方臘亂，蘇、浙、皖均受害慘重，觀此磚可知。一九九九年三月，北山記。,我們熟悉的是老先生在文學領域的成就，實際上，他在遙遠的歲月便有志於編印《歷代碑刻文字圖鑑》，四處搜尋善本佳拓。2019年《文彙報》載馬成名《與施蟄存先生的交往》一文，述當年施先生托其物色金石碑拓事,讀來饒有趣味。中國文人的一生，充滿了不確定性，你才華的哪一面、在哪個時代進入讀者視野，大約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期望來的。,凡拜訪過北山樓的，皆知施蟄存先生好東西多。他自己講：其藏有大小拓本2300餘紙，儘管與魯迅的6000多張相比尚有距離，但考慮到時代、花費等因素，也是不小的数字。沈建中編著的三大冊“北山樓金石遺迹”收錄其百餘稀見珍品拓本，四百餘幅影印圖，雖非全部，卻也基本可以看清楚作為藏家的施蟄存先生的趣味與眼力。,我不知道專業人士如何看待這些藏品的價值，但施氏以新文學家而為金石研究者之經歷，系特定時代的文人境遇與心態折射。1987年，他在《北山集古錄》的自序中說到魯迅早年在老虎尾巴里抄古碑的“岑寂”，然後說起自己：,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後，幾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學起魯迅，躲進我的老虎尾巴北山小樓里，抄寫古碑。,轉入古書、古碑，埋首故紙，似乎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退路”，魯迅的“S會館”，施氏的“北山樓”，於是便成了文人獨善其身的精神空間，裏面的人最終能否走出去，要看時代，也要看個體生命的時間窗口。但就收藏來講，不管怎樣，他們精力的付出，都會成為文化的積累。,收藏，為了那束光,同樣是作為精神生活，魯迅從中年到暮年，也忙着收拓本、收版畫，其庋藏之豐，新文學作家中無出其右者。近年《魯迅藏拓本全集》《魯迅藏外國版畫全集》出版，但皇皇巨制，價亦不菲，令一般的讀者望而生畏，只能指望公共圖書館購藏。我曾購得《魯迅藏外國版畫百圖》（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魯迅藏浮世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也算“嘗一臠而知一鑊”吧。,這兩冊書均為北京魯迅博物館所編，從中得知，迅翁所集外國版畫原拓竟近2000幅，出自十餘個國家300餘位畫家之手。“百圖”中，且不說珂勒惠支、麥綏萊勒等巨子，1930年代一些不為我們熟知的蘇聯和歐洲、日本的版畫家作品也讓人大開眼界。至於浮世繪一冊，就更令人驚艷，在我而言，儘管以往通過魯迅日記、書信了解到他對這一類藝術的態度，但觀其所藏，愈增對作為美術史家的魯迅的敬意，他太專業了，當然這眼光的得來與他用力甚勤有關，更因為他對世界藝術史的宏闊視野。,如果說魯迅早期的抄古碑是“苦悶的象徵”，在他實際已經成為旗手之後，他做得更多的是“盜異邦之火”，燭照中國美術的夜空。單就版畫藝術而言，沒有魯迅，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版畫。逝世前幾個月，在給《吶喊》捷克語版寫的序言中，他寫道：“我們都曾經走過苦難的道路，現在還在走——一面尋求着光明。”,他收藏，為了那束光。,至於接近瘋狂搜集來的碑拓，他曾打算編寫一部《中國文字變遷史》，編印一部《漢畫像集》、一部六朝碑拓的文字集成，這樣的宏願與心血的投入，實非今日學院諸公之某某重大項目可比。他太忙，活着的時候，版畫編印了數種，天不假年，那些碑拓則來不及整理，作為他的遺產，深藏半個多世紀後方公之於眾。,從性情出發的文人收藏,對於更多的文人收藏家而言，收藏是“聊借畫圖怡倦眼”，畢竟此非主業。如果從物質文化維度加以考察，文人群體的收藏行為與其審美層次、生活經歷、交遊範圍甚至經濟能力相關，也與附着於藝術品的情懷、精神共鳴等深層次的意義有關。香港作家董橋收藏頗豐，他的許多文章講述的便是藏品背後的人情故事，睹物思人，因人念事，在懷舊中抒發感慨；夏衍系統地收藏了揚州八怪的作品，與他對這一派畫家不趨時流、標新立異的欣賞有關。但文人收藏，往往又具有隱性特徵，其偏好與藏品規模等信息只存在於熟人圈子，公眾很難知曉。,姜治方《集郵和我的生活道路》一書中記與夏衍之交往。解放后，姜到夏府賞其珍郵，見凡1930年代之紀念票皆倒插郵冊里，問其故，夏告之作客冰心家，見其子將所有國民黨政府發行之郵票均倒放，表示“打倒”之意，遂如法炮製。夏衍身居高位，玩大龍郵票、納蘭性德手卷等絕世珍品，他對書畫的鑒賞水平之高，我們也是在他晚年將藏品捐獻給公家時方得知。,個人稟賦與時代造就了文人收藏家獨特的藝術眼光，他們較少受利益驅動，也就更能從性情出發，構建有文化價值的收藏專題，開闢新的收藏領域。近年來，對於中國早期歷史影像的研究成果不少，許多是收藏者與研究者高度重合，如仝冰雪的《世博會中國留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中國照相館史（1859-1956）》（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就是以作者多年的影像收藏為基礎完成的研究。晉永權編著的《佚名照——20世紀下半恭弘=叶 恭弘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則更是具有原創價值的視覺文化研究。身為國內知名攝影雜誌主編，新世紀以來，晉永權在中國各地的舊貨市場、舊書店以及網上舊書店購買了數千張普通人的老照片。這些拍攝者、被拍攝者身份未明的日常生活的照片文本，一旦散佚，脫離了原照片持有者的欣賞與言說語境，在一般人眼中似乎就不具備研究價值，晉永權名之為“佚名照”，開啟了探求中國人日常照相行為所構建起來的社會邏輯與歷史邏輯的可能。這部書超過800頁，以至於我必須承認還沒有能夠逐頁細看那些人物的表情。作者在自序《佚名之名》中初步搭建出了研究框架，但我對全書以學術著作的樣式將內容劃分成若干章節略覺不當。總的說，它更像是一個紙上的展覽，策展與寫論文畢竟是兩回事。,說到老照片之類，文人收藏的對象，的確常常不關乎“貴重”與否，且往往有情感滲透其中。儘管“斷舍離”這個詞正在某些群體中掀起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但“戀物”卻是無數人生的基本意義，對心思縝密的文人來說，就更是如此。,台灣地區作家三毛《我的寶貝》一書，自上世紀80年代引進以來，在不同的出版社屢屢重印，最新的當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7月第20次印刷的版本。在《緣起》中，三毛寫道：,我有許多平凡的收藏，它們在價格上不能以金錢來衡量，在數量上也抵不過任何一間普通的古董店，可是我深深地愛着它們……之所以如此愛悅着這一批寶貝，實在是因為，當我與它們結緣的時候，每一樣東西來歷的背後，多多少少躲藏着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故事。,是書收文章86篇，記錄的是作者和她的寶貝收藏的故事：老別針、舊的銅鍋、老茶壺、印第安人的布娃娃、一塊花布、土罐子……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器物，卻每一件都有它的來歷，因為人的緣故成為作家生命中的印記。三毛還提到，後來因為離開加納利群島，一部分寶貝轉贈了友人和鄰居，“它們的來和去，都不是偶然”。,文人收藏家與職業收藏家最終都要面對藏品如何處置。魯迅逝世的前兩年，一位日本朋友欲贈其浮世繪作品，他回信說：“我也有數十張複製品，愈上年紀人愈忙，現在連拿出來看看的機會也幾乎沒有。何況中國還沒有欣賞浮世繪的人，我自己的東西將來傳給誰好，正在擔心中。”施蟄存所藏金石拓本在其辭世后不久即進入拍賣領域，“斥售殆盡，輾轉打散”（沈建中語）。黃裳舊藏版本也不時見諸各類拍賣會。聚散兩依依，夏衍有一枚印章“仁和沈氏曾藏”，一個“曾”字，境界就不一樣了。《蘭亭集序》中說的“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用來比喻文人與收藏的關係，倒是很恰當，沒有什麼會一直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