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曾經給父親寫過一封將近一百頁的、不曾寄出的信，慎重而又失控般地回憶了父子之間生活和矛盾的諸多細節。卡夫卡將婚姻稱為“迄今為止生活中最可怕的事”，他在信中說，自己無法開啟家庭生活最重要的障礙在於，他已深信撫養家庭必須具備父親的一切品性，而這些正是他所不具備的。,曾在卡夫卡筆下呈現為幽暗的地穴、斷裂的表達或隱蔽的空間的父子關係和家庭生活，在若干次逃脫失敗的嘗試后，由畏懼、憎惡和懷疑重新演變為某種信任和依賴。這是家庭關係悄無聲息的傳承，似乎也是對於命運的歸附與輪迴。,“一個人有什麼樣的家，人就會長成什麼形狀。”姚鄂梅在新近創作的中篇小說集《家庭生活》中如是寫道。據說，在所有動物中，唯有人類會對自己的鏡像產生迷戀。人類善於模仿，並易於對同類產生好感；在某種程度上，所謂家庭關係似乎與這一特性有着深刻的勾連。家庭是一個由鏡像組成的密閉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人類的命運如同代際間的面孔，以某種相似的原則被不斷書寫。在這裏，每一個個體都是一間密室。《家庭生活》通過書寫四個“非典型性”家庭內部的現實境遇和生存困境，致力於探討個體，特別是女性個體與家庭、社會甚至命運的自洽。,《家庭生活》共收入了《基因的秘密》《外婆要來了》《櫃中骷髏》和《游刃有餘》四部中篇小說。姚鄂梅保留了她一貫“貼地飛行”般平實而犀利的風格，語言簡潔曉暢，直截坦率，節奏跌宕有致，乾脆利落，以細緻的筆觸描摹了冰山下的巨大暗礁，產生了一種奇特的美感與閱讀體驗。“家庭生活”是這四部作品共同討論或涉及的主題，或關於家庭關係的悖謬，或關於完整家庭的零落。“家庭”是姚鄂梅長期以來創作的重要關注點之一，她曾在其中一部的創作談中提及對於這一主題的理解：家是最溫柔也是最狂野的地方，家最包容最單純，也最自私最赤裸，家是港灣，也是巨大的風暴中心。《家庭生活》集合了一個普通家庭中或明或暗的安全隱患，其潛伏於理所當然的安逸表象下，隨時可能將一個家庭或其中的個體推向深淵。,女性是涉足“家庭生活”這一題材時無法迴避的話題。四部小說對於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濃墨重彩的，亦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櫃中骷髏》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部。這是一個極具文學意味的題目——“櫃中骷髏”，即“家醜”的別稱；在極具沾染性的、百味雜陳的峽口大風中，隱蔽着的一段關於一個家庭和兩個女人的“家醜”，小魏應同事程姐邀請為程姐的兒子輔導書法，不想與程姐的丈夫互生情愫，“意外”成為其情婦，而這一切竟來自於程姐的授意。姚鄂梅用大量筆墨對程姐進行詳細的外貌描寫，使“一尊絲絨與珍珠的舊時代肖像”躍然紙上。通過程姐和小魏着裝、談吐、舉止微末之處的對比，小說將兩個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女人間的困境呈現為一種矛盾而又和諧的尷尬關係，從而使得兩個女性在不對等情感關係中的反噬水到渠成。,《櫃中骷髏》和《外婆要來了》更為鮮明地體現了作為家庭角色的女性所面臨的反噬與矛盾。程姐將婚姻的失敗歸結為自己因疾病喪失的女性器官。在程姐身上，模糊的生理性別和清晰的心理性別似乎形成了某種奇特的對立。程姐也沒有名字，小魏有一個動聽的、卻從不會被人喚起的名字，這似乎象徵著她們在社會關係中缺乏憑靠和歸屬的存在——換言之，她們更適合躋身於“洞中”。,在某種程度上，《外婆要來了》中的女主人公李南有着相似的情感經歷或情感體驗。面對自私冷漠的情人，李南一廂情願地堅持着對愛情的幻想，並渴望為之投入、付出甚至犧牲；即便認清了他的本來面目，她也未能順利斬斷與他的勾連。強烈的他戀，似乎成為了女性自戀即自我保護的方式。家庭關係中畸形的情感分配產生於性別的社會規訓，也為小說中女性角色的生長提供了可能。,關於對女性角色的創作，姚鄂梅曾有過一個生動的說法：盯住女人，就是在一面鏡子里審視着全人類。在《家庭生活》中，姚鄂梅試圖通過女性與家庭的關係或女性進入家庭的方式對女性獨立的可能性發出質詢。四部小說中，出現了兩類女性形象，如《基因的秘密》中的“我姐姐”，《櫃中骷髏》中的程姐；再如《外婆要來了》中的李南。前者歸附於家庭，而後者試圖跳脫禁忌、破除障礙，追尋被建構起來的虛幻情感，最終落入深淵。這是因為社會對於女性有着雙重規範，她們被要求強大、付出，同時被要求柔弱、依附。在這樣的矛盾下，歸附於家庭似乎是唯一一個可以同時滿足全部要求的選擇。,事實上，姚鄂梅自認為不是一位自覺的女性主義者，她也很反對用“女性視角”這個概念來談論女性作家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對於女性主義的分析和討論往往會成為對於女性作家寫作的一種限制。而在女性作家筆下，對於女性的關注作為一種創作角度常常呈現為一種本能。當然，這並不影響姚鄂梅重點刻畫女性角色以及強調其主體意識的事實，然而小說以家庭生活為切入點，關於個體、家庭與社會關係的思考，同樣值得重視。個體何以在家庭中躋身，家庭何以在社會中立足；當個體脫離了家庭，又何以存有於社會？,《游刃有餘》看似是一個超現實的故事——然而又似乎討論着某些現實層面的生活方式，並落實在了一個極為具體的社會問題上。一個平凡的三口之家因意外脫離正軌，他們試圖重構起某種不被規範的、“游刃有餘”的家庭生活——事實上，他們不得不擔負起各自“應有”的責任：父親為大額保險付出生命；母親渴望回歸廚房，甚至不惜以交換肉體為代價；而小說的敘述者則採取了某種冷靜旁觀的態度——作為兒子的“我”，面對左支右絀的生活，似乎並無發聲的打算。小說突如其來又預料之中的結尾有如一個驚嘆號，隨着父親的車禍，全書四部小說中四個家庭重構的可能性似乎一同墜毀。,這是四個故事中最為尋常普通、隨處可見的家庭，一點尚不值得歌頌的善念，和幾分人皆有之的慾望，便足以將其輕易毀滅，因此更使人感到惶恐。小說似乎嘗試以一種奇特的、真假倒置的象徵回答家庭關係與社會關係的聯繫。當一個人喪失了家庭關係時，他的社會關係也將是紊亂和崩塌的，即便家庭是如此脆弱、混亂、不堪和難以為繼。這也印證姚鄂梅對於家庭的一種認識：家讓我們歸心似箭，又終生都在夢想着逃離。,隨着個人意識的強化，社會中對於原生家庭的討論似乎不斷升溫。“家庭”——具體為一間房子，抽象為某種關係，是個體認知世界的起點。一個獨立個體身上不可避免的、難以磨滅的烙印，除了一幅面容，大概只有家庭。姚鄂梅試圖以這樣一個日常化的主題發出某種質詢：禁錮女性或者說禁錮性別的究竟是什麼？無論是代際關係、社會關係，抑或是性別的建構，我們始終無法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在按下開關的同時，我們必須適應自己的位置，並最終嘗試扮演家庭生活中的另一個角色。正如《基因的秘密》所講述的那樣，在家庭內部的叢林法則之下，每一個人都將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實施者和犧牲者。,命運是什麼？,這是姚鄂梅在《外婆要來了》結尾借女主人公李南之口提出的問題。,在老鮑的理解中，李南的命運是她的情人一飛，自己的命運是拋棄他的親生父母。渴望逃脫一飛的李南最終選擇了幻滅和逃避。女人的命運是男人，男人的命運是宗姓，他們共同的命運是家庭。那是一種同時渴望逃脫和歸附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