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界’的姿態處理北緯四十度問題，是我個人的一次文學歷險，也是對歷史學的致敬，更是對長城和中國北方的致敬。”文學評論家陳福民如此說道。關於這次歷險，他如履薄冰，戰戰兢兢，負重前行，“歷險”化成的新書《北緯四十度》近日與讀者見面。,談新書,繪製一幅別樣千古江山圖,《北緯四十度》是第一部圍繞北緯四十度進行探究的文化大散文。陳福民以漫長的華夏歷史為經，以北緯四十度地理帶為緯，繪製了一幅別樣的千古江山圖。,趙武靈王、漢帝劉邦、飛將軍李廣、大將軍衛青、青年統帥霍去病、王昭君、劉淵、孝文帝拓跋宏、安祿山……這些歷史人物，在陳福民的筆下，成為“北緯四十度”統轄的重要符號，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長卷勾勒而出。,“北緯40°這個地理概念成為問題，進而成為我關注和寫作的對象，並非靈光一現。”陳福民說，《北緯四十度》一書的立意、設想以及傳達不是主題先行，是他從漫長的歷史閱讀當中一點點建立起來的。,最早引起陳福民興趣的是中學時讀司馬遷《史記》描寫的戰國名將李牧，“我想象着這類勇邁絕倫的古典武士，就有恨不能追隨麾下的衝動和遺憾。”也正是從《史記》發端，陳福民逐漸留意與“匈奴”有關的故事。他說，在後來的閱讀中，故事的主人公相繼變成鮮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等等，但故事發生的地點場域，從來沒有改變過——基本都在長城所在之北緯40°線上。,幾十年後，陳福民的思路變得愈發清晰，“我想通過這部書表達一種在北緯四十度上，民族衝突與民族融合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文明進程。”在新書《北緯四十度》中，陳福民從公元前300年趙武靈王開始，一直寫到17世紀尾聲康熙皇帝在烏蘭巴托和葛爾丹決戰，整個歷史跨度2000多年。在回望歷史的過程中，他更將自己的疑惑和思考徹底坦陳，比如，為什麼在後來歷史講述和文學傳說當中，趙武靈王聲名不如趙氏孤兒，而通過深入歷史腹地的探究，他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他認為，北緯40°以內的中原定居民族對於騎兵戰術運用，對於邊地戰馬的選取，對於適合騎馬射箭的服飾和弓箭長度材料選取，我們都遠遠不如北方遊牧民族有經驗。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通過學習少數民族的服裝，改變了中原傳統服裝，使得騎兵騎上馬以後操作非常方便之外，也學習了北方遊牧比如匈奴人運動戰的戰術。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功績。,從趙武靈王到康熙皇帝，每一個具體的話題都牽涉到繁巨的歷史容量。“我盡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與本書論題和人物故事相關的材料又摸了一遍，還包括各種斷代史、專業史、歷史理論及古人的筆記。”陳福民說，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不管抒情還是敘事，所有的基礎都依靠史料的堅實和真實，無論怎麼想象，都不敢虛構和史料上無關的細節。,談“走讀”,讓知識紮根在大地上,寫這本書陳福民花了四年，書中涉及的地方他幾乎都走過。“在沒有疫情之前，我幾乎每年都要跑烏蘭布統，看看那個地方的草原。”,獨車獨人，陳福民的“走”經常是孤獨一人。北魏孝文帝的祖母馮太后葬在大同方山的永固陵。陳福民根據導航一路尋來，路上積雪“嘎吱嘎吱”，稍有不慎，車就會滑落到山下。而到了永固陵附近，甚至許多當地人並不知道它的存在。,雄奇、雄偉、壯美，並不屬於這些歷史遺迹，破敗、堙滅、滄桑，與歷史的消失，生命的消失勾連在一起。“很多時候，我都是滿心蒼涼。”陳福民說。,“但很奇怪，我在一個人走的時候，覺得生命特別充實，我會在車裡把自己會唱的歌全部都唱一遍。”陳福民記得自己曾抵達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周圍一個人也不認識，他在街邊旅館住下來，吃點蒙餐或者漢餐，找人聊聊天，與操着不熟練漢語的當地人攀談，他們大部分人都稱自己姓“雲”。,無數次的孤身行走，陳福民甚至覺得非常奇妙。“當看到、感受到消失的歷史文明的時候，人變得非常謙卑又非常渺小。而當自己有限的生命在與悠長的文明對話的時候，人又變得活躍、強大起來。”,陳福民因切身經歷，自然切入進這些年正日益受到重視的走讀文學。在陳福民看來，人文社科工作者與世界與知識的關係已經發生變化，完全從書本到書本，從邏輯到邏輯，從修辭到修辭，對於新一代作者和讀者而言，這樣的講述方式並不能令人滿意。“走出去海闊天空，我覺得自己獲得了生命的可靠性、完滿性，生命得到了釋放和舒展。這些也會反哺你的文字和思想，讓知識紮根在大地上，扎在生命意識深處。”,“也正因為如此，我希望建立起一種能夠與普通讀者相互溝通的研究性寫作，我希望能夠讓那些躺在典籍中的冷靜沉穩的知識活躍起來。”在陳福民看來，世上有很多美好的知識，只是它們有一副讓人生畏的面孔。他常常會想，那些歷史學、地理學、民族學書籍藏在書架里、書店裡、圖書館里，被束之高閣，實在是太可惜。他總是希望有人將這些艱深的知識請下神壇，他覺得，文學知識分子也應該負有這樣的責任和使命。,但完成使命並不輕鬆。在陳福民看來，在過去時代，寫一手好字，寫一首好詩，寫一篇好文章，就堪稱知識分子。但到了21世紀，傳統的知識正在發生裂變，這個世界所有知識和個體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我們希望重新建立知識和個體新的關係，這就要求知識分子要重新打量、檢驗自己和世界的關係。”陳福民說，他寫《北緯四十度》，正是包含了這樣的努力，同時他也分明感到身體內部某種東西在蘇醒，“這種蘇醒帶來了表達、創造新知識的願望。”,談文學,僅通過文學說話還遠遠不夠,無論怎樣，關於這次文學歷險，關於這次跨界寫作，更包含陳福民對文學所處現狀的深深憂慮。,“我一生都在文學里， 文學帶給我特別美好的經歷，帶給我豐富靈魂的渠道和方法，我讀了無數大師所創造的經典作品，真的覺得人類會這麼了不起。”但陳福民也坦言，文學處理這個時代的人生經驗，處理這個時代的人的精神問題，滿足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需求，它所能提供的已不是那麼圓滿了，“我們需要另闢蹊徑，我們需要走出一條生路來。”,陳福民表達着這樣的觀點，一方面，他對於那些抱着信仰一樣堅守文學的作家致以崇高敬意。另一方面，文學所遭遇的困境，並不是某些作家沒寫好，並不是說這些作家寫好了，文學就可以得救。如陳福民所言，人們正在面臨着文明的裂變，文學所依託的傳統農業文明的道德價值、世界觀在今天遭遇了特別大的挑戰與困難。“這就需要作家冷靜、客觀地將這種裂變寫出來，這就需要寫作者反思自己長久以來建立的知識體系，重新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知識系統，重新建立一個新的世界觀，去理解這個世界。”,“對我而言，以往接受的文學教育，以往所積累的文學知識，以往我處理自己和世界的關係，僅僅通過文學說話，但現在發現已變得不夠。”陳福民說，他寫這本書，因此也是求生的本能。,但陳福民一再說，他從未丟掉自己的老本行。作為文學工作者，他不時動用自己的知識工具，想象、修辭、誇張等，在引用史料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同時，轉述史料則有意識加強敘述的現代性、節奏感、跳躍性，“我希望用文學的方式，使筆下的歷史人物站起來，和大家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