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錢冠連，1938年生，湖北仙桃人，語言學家、語言哲學家。1962年畢業於華中師大外語系，1989年調入廣州外國語學院（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00年受聘為該校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副會長、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會長、《現代外語》副主編，現任《語言哲學研究》主編。著有《美學語言學》《語言全息論》《漢語文化語用學》《語言：人類最後的家園》等。,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校園，每天傍晚，常有一位老者，一身布衣，一雙布鞋，慈眉善目，若有所思地在白雲山麓漫步。偶有學生趁機走來，向他求教請益。這是很多學生“在廣外最美好的回憶之一”。老者曾在中學從教多年，51歲才入廣外，治學卻博大精深，成為著名語言學家和語言哲學家。他便是錢冠連教授。,思考着，思想着,錢老散步，愛低頭尋思，彷彿隨時都在路拾思考之果。有時，與他一同散步，走着走着，卻見他低着頭，獨自快步走遠了。他一直在思考。,與錢老聊天，聽他講課或報告，讀其著述，你會明顯感到，他看得辯證，思得深刻，說得諧趣，總能化複雜為簡明，釋深奧為淺顯。這應歸功於他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孩童時代，他在書中讀到“不要只是重複前人，要有自己的創造”，從此永記在心；自初中起，他就愛比較老師們上課的優劣，學其長、避其短，想着新與特。正是持有這一思考的定力，考入華中師大后，他因酷愛讀書而名譽桂子山，也因此被戴上了“白專分子”的帽子。可他把心一橫：不棄讀書。他原本學俄語，大三開始又選修英語，課餘傾注其上，練得過硬的俄英雙語。“文革”期間，被迫轉行教中學語文與音樂，長期無法專門從事學術研究，他卻始終心繫外語、心繫學問。,錢老擅思，習慣獨特：每讀一書，必做眉批。他在與人對話，也是與己對話。若將眉批綴連，便是文章、書稿之雛形。他常告誡弟子：讀書不在量，而在於思。攻國外語言哲學時，他不是在讀，而是在啃；啃之後，再細嚼，反芻，品味。他啃過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海德格爾的《詩·語言·思》、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據其弟子梁爽透露，奎因的Word and Object（《詞語與對象》），錢老足足啃了兩年，每段讀三遍，眉批遍布頁邊，三換包書皮，可謂當代“韋編三絕”！,身為外語人，他也譯介國外理論，認為這是“可供借鑒的發展之路”，但他選擇的是三級跳：譯介之後必有評論，評論之後必有深究，深究之後必有新得。比如，在將語用學引進國內之後，他更注重發展中國特色的語用學；在引介西方語言哲學之後，他開闢了后語言哲學。,深思避免了無思想的玄談，使他目光敏銳，於細微處見大道。同治語用學，在漢語與西方語言之間不少人所見的是大同小異，錢老卻看到了小同大異。他說：“注意：對這個世界，說同，比較容易；說異，困難得多。說同，是學問；說異，更是學問。若把同與異分清楚了，創立本土理論的勇氣、底氣則不請自來。”“兩者的文化行為可以說是生硬槎椏，絕非銖兩悉稱。這就是我懷疑的理由。”這話何等有力，何等自信！真是真人出真知。,錢老突出的學術氣象就是外語界普遍缺失的批判精神。他自稱是“從夾縫中走出來的學者”，道出了外語學者創新的兩難境地“洋語不如洋人，國語不如國人，兩頭不沾邊，尷尬得無以藏身”，這是靜觀。“看洋人的書，出自己的思想。這就是夾縫中求生”，這是洞察，多麼辯證，多麼智慧！,問學不工於心計，不為名利，使錢老脫俗；對西方不盲從，不照搬，助錢老祛魅。不悟實質，不熟於胸，不獲新見，便不急於寫；待成竹於胸，才執筆於案頭，所寫所撰一定是他對語言的所悟所感。因此，他不寫則已，寫則定有真知灼見，處處意象新，句句言有物，每每能見微知著，能從語言歸納出“美學語言學”，從生物全息演繹出“語言全息”，從語言悟出“文化網絡”“人類的家園”……在他看來，唯有原創才能安頓靈魂。,著述有“私”想，出語不俗，可以把玩，漸成錢氏風格：謹嚴而雍容，清新而近人，可觀而難學。這遠非掉書袋者或炒概念者所能比。讀其文，不時遇見俏皮的慧言：“自己家裡拿出點真貨出來，也讓隔壁鄰居瞧瞧！”“為何總要為老外忙乎？”“節外生新枝”“不能躺在別人的搖籃里，不知道搖籃的編織者”，如此等等。,錢老有些思想在語言學界傳布很廣，如“人生活在語言中，人不得不生活在語言中”“語言的任何一個局部都濃縮了語言結構的全體信息”等。最知名的是將海德格爾的“語言是存在的居所”論斷提升為“語言是人類的家園”，還寫出自己最看重的貌似同名的專著。,為追求思想，他要求自己出觀點，有亮點，能永恆。錢老多次拒絕朋友、學生給自己做壽，在業內傳為佳話。究其因，原來是：“你們送我的東西，我都有。而我需要的東西，你們送不了。那麼，我需要什麼東西呢？就是後人對我著述的引用率。”,創造着，創新着,錢老嗅覺敏銳，能洞察語言之妙，頗具前瞻性與預見性，他能眺見學術的風向標，絕不西望而跟風，主張“重視向西方學習，但要立足於自己的理論創造”，化西創新正是他學術研究的最大特色。,外國語言學界占外語優勢，學術已成套路：照搬西方理論，加一定語料，略作分析，對其予以印證，勇敢者則稍作一點修正。如何講好學術故事？外語界多數人是“照着講”，至多是“接着講”，借西方理論框架，不敢或不願直抒己見。廣外教授霍永壽師從錢老，博士畢業后“逐步明白，創新有不同的形式，但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是向世界貢獻出原來沒有的東西，是‘無中生有’”。而錢老的研究正是起於對生活和理論的批判，推及同類，或歸納求共性，或演繹求特性，得出理性判斷，催生理論形態。,理論研究旨在貢獻新知，或發掘新事實，或提出新問題，或選准新視角，或提出新解釋，或概括新範疇，錢老的著述或可佔到二三，或能兼具四五。比方說，《漢語文化語用學》是第一部基於漢語的語用學專著，甫一問世，就不同凡響，北有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稱其有“前無古人的精闢的見解”，南承中山大學王宗炎教授稱讚：“在這些（語用學）引進者和發展者的當中，錢冠連先生佔有顯著地位。”該書在漢語學界享有眾多讀者，為北大、清華、南開、浙大等校研究生必讀書目，在海外也有不少擁躉，目前已被國家立項，正在外譯走向英、俄語世界。該書為天下創，也育天下人。現執教於上海海洋大學的李濤博士大三讀的第一本語言學專著就是它。“這本書第一次讓我覺得語言原來可以這麼好玩、有趣，語言還可以這麼來看。”他說，“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路途，讓我開始朦朧地有了些語言研究的意識。”,呂叔湘等前輩對漢、外語兩界兩張皮現象一直憂慮忡忡，而錢老的主要理論貢獻就在於促進了兩界融合。《美學語言學》《語言全息論》《漢語文化語用學》《語言：人類最後的家園》均聚焦漢語漢文化，揭示其普遍原理。錢老是外語出身的學者，在業內頗受關注，在界外更受推崇，靠的正是他西而化之的理論探索以及隨之結出的碩果。,身為外語學者，他卻勇於批評漢語界不重理論研究，更缺學派創建意識的壯志。但他更是反省自身，剖析了外語界缺乏理論創新的心理障礙：第一，甘當二傳手，忙於引進，讓渡創新；第二，知難畏難，怕勞神費力；第三，認為無新可創，該創的已創，屬於思想懶惰。,在同事王初明教授看來，錢老“視原創性為做學問第一原則，並努力付諸實施”。外語界對新理論構建貢獻不大，好拾人牙慧。而他“寫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專著，總不忘創新”，“努力做一位生產知識的先進工作者，足見其創新意識的強烈”。,四川外國語大學王寅教授是錢老的學術知音：“僅就專著來說，他出一本，是一本，既有‘數’，更有‘質’，可謂本本見彩，冊冊出新，無不彰顯着‘無中生有、有中生新’的創新範式，堪稱我國外語界的‘理論拓荒者’。”他將錢老的創新之法歸納為“再範疇化”，正是“再範疇化成就了他的原創理論”。每讀新著，錢老的詩人和評家氣質便悉數登場：入乎其中以解剖，出乎其外以化合，再予以範疇化，進而提出新概念。比如，已被學界廣為接受的“人文網絡言語學”“語言的‘三活’狀態”“語言全息”等範疇，均折射出錢老的理論原創意識。,一部專著可含一個或多個理論，也可自成理論體系，系列專著則形成體系的體系，形成更大的學科體系。上述四部專著便是如此縱橫貫通的。對此，其高足、电子科技大學教授王愛華看得更清楚：四本書各有體系，新穎而深刻，彼此又內在關聯，都對語言本質和現象作出了新穎的解釋。錢老正是從語言學走向語言哲學，理性探索從經驗性走向了思辨性，移步換景，步步深入，卻始終堅守着“重視學習西方語言學理論，立足理論建設，立足母語語料，立足創新”的原創理念，堅持倡導“學貫中西”，致力於國內外哲學界與外語界的鑿壁與打通，其終極目標是“建立中國的語言學理論學派”。,僅憑語用學成就，錢老本可歡度餘生，可他偏偏舍易趨難，急轉彎撞向了語言哲學。為何轉向？所慮有三：第一，語用學研究除譯介外，當時已無話可說，多數學者不願詳考其源（即語言哲學）；第二，國內語言學研究方法單調，漢語界鄙薄理論，視理論為空談；外語界引進方法，漢語界不太買賬，兩界兩張皮；第三，我國語言學家入道時未受哲學訓練，硬傷與生俱來。錢老以“下地獄的精神”，沿着語用學闖入分析哲學，踏上了語言哲學轉向的艱難歷程——腳踏語言的實地，仰望哲學的天空，就如他反覆強調的，“從語言入，從哲學出”。,其實，語言學理論背後藏着哲學，理論語用學與哲學天然關聯，就看誰先發現，再發明，為其命名，為其立說。錢老正是基於英俄漢三語由語言學追向哲學的。“文革”后，他集中研究語用學，讀利奇等人的著述，見語言學家常引維特根斯坦、奧斯汀、格賴斯等人的著作，好生奇怪：他們為何要引用哲學著作？1992年，應邀前往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任特約研究員，語用學文獻讀得越多，他的疑慮就越深：為何語用學大家都是哲學家？他一面讀西方書，一面寫自己的書，未幾，寫成《美學語言學》（1993），開啟了語言哲學寫作。訪學期間，他更受刺激的是：為何不見國人的語用學？不出幾年，《漢語文化語用學》（1997）面世。他還藉機釐清了哲學與語用學的譜系：語義學為分析哲學之子，語用學為語義學之子，語用學便成了哲學之孫。,轉向哲學，便要換腦，讀書之多、之難是空前的。一時間，他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寫，就是埋頭讀、讀、讀，“前後大約花了十六年才摸到語言哲學的譜兒”。語言研究的哲學轉向再次為他開疆辟域，可概括為講、導、宣、編四個字：一屆屆地講授語言哲學課程，育人也育己；指導語言哲學、語用學博士生；為中西語言哲學夏日書院和70餘所高校與30餘次國內外研討會宣講西方語言哲學；編輯出版《語言哲學研究》輯刊以及西方語言哲學經典文集等。,西南大學教授杜世洪認為錢老是中國外語界“西方語言哲學的領航者”，他看得真切：“錢冠連的哲學思想是對古希臘宇宙觀的發問與解答。”古希臘哲學家發現了“宇宙的次序”與“人類思想的次序”相似，二者如何聯繫？似乎未見，而錢氏“語言全息論”正是捆綁宇宙、人和語言的繩子，仿照“柏拉圖的洞穴”“奧康的剃刀”“休謨的鍘刀”等哲學史典故，杜世洪將之命名為“錢冠連的繩子”。,本土化是錢氏語言哲學的創新之道。他沒有走西方哲學的老路，而是為其注入新的養分，加入中國視角，為老樹生新枝，將西方語言哲學本土化，嘗試開展后語言哲學研究，將西方分析哲學推向“后語言哲學”階段。2017年，他還做了有關量子力學作用於西方哲學的報告。前兩年出版的《后語言哲學論稿》就集中體現了近年來他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夢想着，寫作着,錢老為天下人寫《語言：人類最後的家園》，其實，語言更是他自己的家園，他更是生活在語言中。文字世界，是他的精神家園。讀其文，一如與他對談，聽他娓娓道來。其學術寫作是詩性作家式的，屬於才子型，而非經院式。誰讀了都驚嘆：“原來學術還可以這樣做！”,錢老從事研究，也能詩善文。他早就做過作家夢，還自嘲被“美夢空糾纏”。上小學時他看了劇本《革命是用血換來的》，便做起了二十餘年的作家夢。一上大學，他就列出世界文學名著清單，受惠於圖書館豐富的藏書，讀了不少經典；也曾醉心於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等小說、散文，甚至是魯許二人的“兩地書”。,錢老的作家夢，還插有一小曲。受創作欲驅使，大三那年他試創小說一部，讓同窗好友陳立剛轉其胞兄，《苦菜花》《吉鴻昌》的作者陳立德。作家速復：語言流暢，但無教育意義。作家夢雖然受挫，創作之路卻未中斷，1989年他完成大轉折，轉向語言學，文學熏陶與文字錘鍊從此開始成就其學術。文學與學術，兩套思路，可以神交，可以融匯，研究因此而輕盈，創作因此而厚重。極具戲劇性的是：有心小說花不開，無心散文柳成蔭。他先後推出了《摘取我夠得着的葡萄》《眼光和定力》和英漢對照《命運與慾望》三部散文集，寫個體生命的感悟、感受與感知，都洋溢着強烈的主體意識，散發著學術與生活哲學的余香。他不止一次感嘆：“你以為你走的是一條自己規劃的路，到了人生末了，才發現，實際上你走上的是一條生活（社會、人文、時代生態）為你修正的路。”,他的文字好懂，是因作者先弄通了，寫得又生動，不空泛，能激發情感，引人共鳴。錢老能洞悉語言之妙，論理時出言能入里，有鞭辟之用；其文字以質勝，貨真價實，既帶思想的體溫，又蓋生活的印戳，如“摘取我夠得着的葡萄”“洋不就，土不成”“不要將‘犁’插在洋人的田裡耕去犁來，要耕自己的田”“活得乾淨遠比活得輝煌更有意義”。,據四川大學教授劉利民回憶，錢老對弟子常說的一句話是：硬功夫、活腦筋、新句子。前者指要打好學術基礎，中者指思考要破規，末了要推陳出新：概念新，話語新，體系新。新句子，不也是作家的追求么？！錢老還是優秀的演說家。其老友，廣西大學教授覃修桂愛聽他的報告，說他大會主旨發言“一如他的文章，字斟句酌，邏輯嚴密，言雖簡卻意無窮”。,70歲退休之後，錢老問學之餘，文學創作與書法左右開弓，雙藝合一。他本來就寫得一手漂亮的鋼筆字，自成一體，流暢清新。近年來他練起了毛筆字，與眾又不同，所練內容全由己出，用毛筆寫自己的作品，或為古詩，或為現代詩，或為學術札記，或為散文詩，成其夕陽紅中一抹亮色。創新者總是不落俗套，這或許可視為其創新思維的又一延續。,肚中有真貨，筆下妙生花。學者兼文人，歷來不乏其人，而錢冠連先生是其中獨具特色的一位。,學人論學,經過了四五年摸索，我決定着手寫作正式的語言學論文。在1986年完成第一篇論文“語言冗餘信息的容忍度”，一投不中，於是二投《現代外語》。在等待迴音的過程中，我對妻子說：“如果這篇論文不能發表，從此我陪你玩到老。”這話聽起來是賭氣，其實是自我調侃加上內心裏的自信。如果一個人做什麼事，全無自信，那還做它干什麼？這個打賭是認真的，不是說著玩兒的。因為我的寫作是認真的。我一向的觀點是：可以讓人說我做的工作這兒不成熟，那兒不成熟，但不能讓人說我做出來的工作是對前人無價值的重複。我十分尊重嚴肅的高水平的介紹、引進與評述，不吸收別人的介紹與引進，也沒有我的今天，但自己的脾性卻寧願開墾生荒。我自信“語言冗餘信息的容忍度”不是無價值的重複，是有自己思想的東西。如果這樣的開拓工作不被學界接受，我的前面還有什麼希望呢？或者說一個不理睬開拓的學界還有什麼值得我去單相思呢？這個東西後來登在《現代外語》（主編張達三先生）首篇，並沒有使我神氣十足起來，因為一次成功的偶然性太大。我必須讓人再次檢驗我。第二篇東西“言語假信息：兼論Grice合作原則的拯救”（與權威Grice的意見正相反）於次年（1987年）發表在《外國語》（版權頁上沒有公布編輯部名單）上。這兩篇論文的發表，對我個人的“拯救”是不言自明的，否則我真會一玩到老！兩篇論文發表這件事說明：第一社會評價機制對我說話了：你能做語言學這件事；第二社會評價機制還是肯定創造性工作的。這兩點意義影響了我22年來的研究思路，導致的直接結果是：在迄今為止的69篇文章中，大約有2/3以新的思想為主1/3是解釋別人的東西。四本專著，則完全是自己的理論嘗試，當然還有許多不成熟。,——摘自《摘取我夠得着的葡萄》，錢冠連著《語言：人類最後的家園》，商務印書館,當你們做博士候選人（一般稱為“博士生”）時，我曾要求過：,發表過一點作品。以便從中看出，你是否適合於以學術研究為自己一生的事業，你是否有創造的（請注意：不是“解釋的或者詮釋的”）潛能。,英文寫作好。以免以後博士論文以英文行文時，導師還要為他/她的文字操心。一個行文不過關的人，哪能將全部心思放到開掘思想上？哪能拿出優秀的有創見的博士論文？,人品必須好。我極為看重人品對學品的影響與滲透。一個沒有好的人格的人，是不可能有什麼學術前途的。舉例來說，如無人品上的堅忍不拔、寬容待人、求實、謙虛謹慎、有自主的個性、講情義與淡泊名利，就會在學品上表現為下列相應的缺陷：（1）因為人品上不是堅忍不拔，那麼，在學術上有所突破之前就放棄了；（2）做人不寬容別人的人，就不能在學術上吸納百川、向各種學術流派甚至向反對自己的學術思想學習；（3）不求實的人，學術研究中，要不就是與真理擦肩而過，要不就是不顧事實地胡說八道；（4）為人剛愎自用者，學術上一定是跋扈霸道、不懂裝懂；（5）無自主個性的人，一方面，不能走自己的路，蹊徑獨辟，其結果，永遠也不能超過自己的導師；另一方面，他也不會滋長學派與流派意識，而一個沒有學派意識與流派意識的人，是不能做一個有成就的學者的；（6）對自己的父母、師長、師兄弟與一切幫助過自己的人無情、無義、無信的人，學術上一定得不到四方八面的關照與提攜。得不到清醒的旁觀者的指點；（7）名利心太重，就沒有一顆寧靜的心，就會在學術上毫無智慧。因為只有寧靜才能生智。,…………,開學的第一周，請你們到文科基地的閱覽室，瀏覽所有的書，不僅是你那個專業的書，它們是怎麼分類的？它們在書架的哪一處？索引的方法是什麼？這樣做的目的，第一是方便以後借閱；第二，要有大視野。,——摘自《博士候選人第一課》，錢冠連著《眼光與定力》，復旦大學出版社,作者：黃忠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教授）崔雪波（延邊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