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提克威或許是當下最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德國本土導演，這是他之前的幾部電影，即《羅拉快跑》《香水》《雲圖》的成功所帶來的。如今人們將其看作當代德國電影的領軍人物。但他卻似乎無意於業內學院派的褒貶，不像“柏林電影學派”那樣征戰各大電影節，而是像明星一樣與大眾媒體保持着互動，在德國本土可謂大眾熟臉。近年來，湯姆·提克威少有電影產出，而是將精力投入到一部名為《巴比倫柏林》的劇集中，這在歐洲電影導演里是不多見的。,通常，劇集（從電視到流媒體）比電影有更強的大眾娛樂產品屬性，收視率等大數據常常是首先要考慮的。拍電影和拍劇集是兩套不同的思維。劇集要令人慾罷不能，巧設懸念，故事要大眾容易理解，不能過於複雜，更不能溫吞。如今很難設想，如果一部劇集不夠“爽”，怎麼能吸引住電腦面前的目光？正如法國思想家利波維茨基所言，我們已經進入一個“超現代”，我們需要的是各種各樣的“更加”。觀眾需要更“爽”，需要更出人意料的劇情，需要更多的為反轉而反轉，需要更“火爆”的名場面，以及更多的投資。,全四季,到位的娛樂性,兼具傳遞“秘密信息”,當湯姆·提克威投入到德國天空電視台改編自暢銷小說的劇集《巴比倫柏林》中的時候，他面臨的首要任務恐怕還是收視率/流量的問題。作為德國本土電視台，天空台顯然無法和“奈飛”的資本實力抗衡。而且，“奈飛”已經深入到世界的大多數國家製作本土化劇集，而且往往都是使用一些本土元素的“爽”劇（例如在韓國製作的劇集），他們至少要做到和奈飛一樣“爽”才行。天空電視台起用湯姆·提克威，恐怕正有一些殺出德語圈，與奈飛這樣的流媒體抗衡的意思。,我們無須用超齣電視劇集的藝術標準去要求它的“藝術性”，從一款大眾娛樂產品的實際功能來看，《巴比倫柏林》不僅可圈可點，其精良的製作和到位的娛樂性（懸疑感），基本上可以把目標客戶鎖定在電腦屏幕前，為大眾提供能理解的一種通俗歷史想象。更重要的是，就像一些更有意思的大眾文化產品那樣，它同時也傳遞了作者的“秘密信息”，就像博爾赫斯在《小徑分叉的花園》里的那個主人公利用大眾媒介的傳播力量把他真正想傳遞的情報公之於眾，但“懂的自然懂”。這部劇的“秘密信息”就是，它提供了對於魏瑪共和國時期整體的精神狀況進行反思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反思是投遞到當下語境的。從這個角度看，它又“小眾”了些。“小眾”指的是，要對那段歷史有些了解，並持有某種好奇心。,前三季,還原一場集體的夢魘,看過前三季的觀眾或許會留意到，這部劇集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帶有某種偏執的個性，無論是主角還是配角，警官還是罪犯，富豪還是乞丐——他們都顯得神經質，彷彿總是在夢魘中，或是焦慮恐懼，或是狂熱興奮。導演的運鏡和後期處理也渲染了曖昧、令人不安的色彩。這與其說是兇殺懸疑劇情的需要，倒不如看作是導演的隱喻。湯姆·提克威顯然不滿足於拍一部HBO式的舊時代刑偵犯罪劇，他有更大的野心。這不僅體現在劇集宏大的體量，奢華的、歷史還原度極高的場景，巨額的預算，還體現在多條敘事線索齊頭並進的架構——只有最有自信的那些導演才會這麼做。就目前前四季的情況來看，《巴比倫柏林》基本可以看做是一場對“第三帝國的到來”的講述：儘管到目前為止深度欠奉，但它依然還原了一場大夢的特質。,儘管無法詳述，但稍許回溯該劇的歷史背景還是必要的。我們可以看到，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身為當時歐洲第一經濟體的德國並未實現前首相俾斯麥所期許的世界強權國家，而是戰敗了。戰敗的民族自尊心受辱感，加上戰爭賠款，高失業率，黑幫、犯罪橫行——這些因素都使為了避免布爾什維克上台而匆匆成立的魏瑪共和政體充滿不穩定因素。而192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又給其重重的一擊，好不容易有點起色的經濟局面大崩盤，納粹乘機奪取了政權。,魏瑪共和國時期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納粹的上台，但它並不是一開始就上位的，而是經過意識形態操弄，尤其是與希特勒簡單粗暴又精準的語言煽動與暴力行動密不可分的。民族主義、民粹思潮的洶湧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還有更多的其他因素）。雖然民族主義的興起可以追溯到德國浪漫主義的源頭，但它並非德國獨有，甚至全歐洲都有法西斯運動、反猶主義，可只有希特勒將其發揮到一種極致。奧秘在於他懂什麼是“群眾”。納粹正是在經濟大蕭條期間，以“群眾”代言人的姿態登上了政治舞台。納粹深諳，這種處境下的“群眾”只需要給他們指明“敵人”是誰，就會跟着自己走，並成為一種難以估量的力量。當然，猶太人早已作為最理想的“敵人”被提供給群眾了，希特勒的洗腦術成功之處在於：他混合了陰謀論，把國內這些“貪婪的猶太銀行家、大資本家”描述為內奸，是他們和外國的敵對勢力一起，欺騙、剝奪、榨乾了雅利安人；不僅如此，他們還敗壞了德意志的道德基礎，魏瑪共和國呈現的多樣態的現代主義文化被描述為“道德敗壞”（“巴比倫”指的就是道德淪喪、淫靡的一面），要解決他們，消滅那些好吃懶做的、淫亂的“邊緣人群”，重現雅利安的榮光……就這樣，希特勒用“讓德國再次強大”的口號，在“群眾”心裏燃起了重回神聖羅馬帝國的美夢。那麼，為什麼可以，又如何“消滅”呢？納粹洗腦術藉助對“科學”（比如遺傳醫學、達爾文進化論）的簡化和歪曲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因為科學已經代替信仰，成了新的神祇。,這是一場整個民族的高燒，並由此通向了二十世紀的人類浩劫。這個過程中，某種思想進路的危險性昭然若揭。但是它如同一個幽靈，隨時會返場，所以它一再被反思，一再被用種種媒介“再現”——類似的情境今天依然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上演。但一個事實在於，無論此時或彼時，這場高燒剛露苗頭的時候，都有不少警覺者試圖使其“退燒”。《巴比倫柏林》展示的是這個燒起來的過程，這是一場集體的夢魘——就連大哲海德格爾也未能免於誘惑。,第四季,危機四伏的“黃金時代”,第四季從1930年的跨年開始。這個跨年夜，有錢人紙醉金迷，赤貧者淪落犯罪，納粹衝鋒隊打砸搶燒。正是這一年，納粹黨一躍成為魏瑪共和國第二大黨，離希特勒上台的日子不遠了。在這一季中我們看到，男一號，柏林警察局警官格里安·拉特的任務是打入納粹衝鋒隊當卧底，阻止希特勒成為黨魁。而女一號，夏洛特也正因為理解到這一點而與格里安舊情復燃，並加入到他的陣營。這也是情節推動的主線。這樣設置對於通俗時代劇來說倒也合情合理。當然，今天的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於是就多了那麼一點悲壯的無力感。,也是在1930年，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寫下了《時代的精神狀況》，為當時的魏瑪共和國做了一次掃描。其中他對“群眾”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這裏的“群眾”和中文語境下的“人民群眾”是不同的，它或許更接近於尼采所謂的“矮子”。雅斯貝爾斯體察到“群眾”與技術的密切關係。這是現代性的一個關鍵的問題。“群眾”意味着拉平一切的思想，不願意容忍獨立與卓越，而是傾向於迫使人們成為像螞蟻一樣的自動機，“這機器對於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是一種毀滅性的威脅。”他還敏銳地指出人們對科技的迷信：“更一般地說來，它是一種對知性材料的信仰，把知性材料當做無可置疑的正確的教條。幾乎人人都受到這種迷信的支配，即使有學問的人也不例外。”,這樣的掃描意味着當時絕非沒有人意識到時代的癥候。後來海德格爾的學生漢娜·阿倫特用“平庸之惡”做出了更簡練的概括。然而，就像凱撒說的，骰子已經擲出……,魏瑪共和政體是非常脆弱的，但它同時也被描述為一個“黃金時代”。或許，正是因為有一個危機四伏、動蕩的政治環境，那些不完善的對於民主、自由的主張才更有些動人之處。這個時期的柏林從治安上看是危險的，但從文藝上看卻是迷人的：文學界有托馬斯·曼，戲劇界有布萊希特，音樂界有勛伯格，美術界有格羅茲、康定斯基，電影方面弗里茨·朗拍出了《M是兇手》，而格羅皮烏斯的“包豪斯”影響了整個20世紀的建築。或許，這種鬆散的、妥協各方的共和政體正允許了某種波希米亞精神的張揚。畢竟，就連希特勒本人剛從奧地利來到德國的時候也是個波希米亞式的文藝青年。在柏林似乎人人都是微醺的——這種張揚、放肆、且有縱慾傾向的氣息讓每個人都彷彿身處巴比倫。,第四季一開始，我們就聽到了時代之音——赤貧家庭出身的警官助理夏洛特到處尋找一張流行的爵士唱片，歌曲叫做《千金難買的一天》（Ein Tag wie Gold），幾天後她還將在此歌聲里參加跳舞馬拉松。這首慵懶迷人，有着頹廢、虛無氣息的神曲宣揚及時享樂，歌詞就好像對時代氣息的概括：“這一天價值連城，就像十萬伏高壓穿透心神，夜幕絲絨般降臨，最美不過此夜，機不可失……這千金難買的日子，所有美好都明碼標價，生命的微光里，難道還需要小心翼翼？”這些醉生夢死也是魏瑪共和政體離“堅實”還很遠的一種體現。,突破,直面歷史上的“平庸之惡”,夏洛特的“人設”是討喜的，很多方面都能引起當代觀眾的共鳴，她獨立、聰明、自信、大膽，又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她經常在道德邊緣遊走，卻又有自己的底線；她有頑強的、如同打不死的小強一樣的生命力，她的故事線就是從一個又一個泥坑裡掙脫出來。即便如此，她的出身以及不明的父親身份都預示着在希特勒上台後她可能不會有好日子過。她和格里安算是夢魘時代能保持些清醒的小兒女。但是就像大多數情節劇那樣，她身上似乎太多巧合（自帶女主光環？），而且言行有時候似乎過於輕率，以至於折損了她“聰明”的可信度。,雖然劇中的“反一號”溫特就是納粹代言人，他的故事線也展現了納粹思想的進路、逐漸上台奪權的過程，但是這個形象卻沒有更大的突破——銀幕上已經有過無數經典的納粹形象。他所提供的形象與大眾的納粹想象類似，還不如公然篡改共和國法律的福斯法官給人印象更深刻。著名德國演員拉斯·艾丁格（他也是電影《波斯語課》的主演）扮演的“富N代”阿爾弗雷德倒是有些意思——這倒不是因為他言行做派抓馬、狗血，而是詮釋了在納粹上台的過程中，“上層”的平庸之惡同樣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僅皇儲為納粹站台，富豪們更是為其提供了資金，他們被納粹許諾的美好雅利安未來激起的迷夢一點都不比“底層”少，而且因為他們掌握資源，造成的後果就更為嚴重。在第四季，阿爾弗雷德展示出他隱藏在“被母親壓制的可憐兒子”這一面具背後的貪婪本性。他不僅通過豪賭操縱股票導致無數人家破人亡、自己成為首富，還聯手納粹，想“上天”——但他不是為了探索宇宙奧秘，而是實現更強的控制欲。這和納粹將科技理解為更強的殺傷性武器如出一轍。,當然，儘管說某個歷史時段是一場迷夢，但並不意味着應該將自己的隨波逐流推脫給“時代”。劇中同樣有很多小人物能夠做出自己的抉擇：例如從“衝鋒隊”逃走，和心上人私奔的少年莫里茨，以及納粹報紙的“筆杆子”雅各比——他本來只是為了“恰飯”而做這份差事。當意識到對於他這種還有些人文理想的人來說，這份飯根本難以下咽的時候，雅各比果斷將稿紙揉成一團，走人。,劇中真正的“寶藏男孩”是“佛陀”，他的原型是世界刑偵史上的傳奇人物甘納特。甘納特諢名“佛陀”是因為他龐大的體型；他還有一個外號是“柏林亞歷山大廣場的胖子”（因為當時柏林警察局就在亞歷山大廣場）；經歷過第二帝國、魏瑪共和國、第三帝國三種政體，他正是“連環殺人狂”這一術語的發明者。他經手的奇案無數，比如著名的彼得·屈藤連環殺人案。同時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者，這在劇中也時而可見。在接下來的劇集中，他應當還會發揮更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