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和合共生——故宮·國博藏文物聯展,展期：2022.9.28—2023.1.3,地點：國家博物館,“和合”本義為同心和睦、音聲相應或陰陽調和，“和”與“合”貫穿中華文明的歷史時空。正在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和合共生——故宮·國博藏文物聯展”共展出故宮博物院與國家博物館館藏400餘件歷代文物精品，劃分“天地同和”“萬邦協和”“宜民安和”“樂在人和”四個單元。,天地之和,展廳中有一件故宮博物院藏青花梅瓶，上繪“丙吉問牛圖”。故事出自《漢書·丙吉傳》，講述西漢宣帝時期，丞相丙吉暮春之時巡視民間，路遇行人鬥毆，他不聞不問，驅車而過。迎面來了一頭耕牛，步履蹣跚，氣喘吁吁，丙吉立刻命車夫停下，探問緣由。下屬不解，丞相為何如此重畜輕人。丙吉答道：行人鬥毆，地方官可處理，國家大事才是我的職責。現在是春天，天氣還不應該太熱。如果這頭牛因為天太熱而喘息，說明氣節不太正常，農事肯定會受影響，所以，我急着向農夫打聽牛喘息的真實原因。這一流傳了2000多年的典故生動地闡釋了《古今治平略》所載：“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重視節氣與農事，便是安民之本。,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的代表，在東亞大陸上，光照充足、降水豐沛、高溫濕潤的氣候條件十分適宜農作物生長，雨熱同期是誕生農耕文明的重要條件。從遠古時代起，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先民們根據氣候、四時交替總結出自然變化規律，產生了“物候”的學問。掌握一年中重要的時間節點無疑是獲得五穀豐收的秘訣。因此，中國古人極為重視節令。月令，即以四時為總綱、十二月為細目，以時記述天文曆法、自然物候、物理時空等，並以此來安排生產生活的政令，體現出古代先民根據自然規律形成社會生產生活節奏，從而規範國家政治體系的文化傳統。,展廳中陳列的清乾隆年“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詩”彩色墨是最好的例證。每錠墨對應一個物候，共72枚，形狀、大小各不相同。一面是乾隆帝御制詩，一面是物候圖畫。每月之墨按五行賦色。正、二月為木，青色；四、五月為火，赤色；七、八月為金，白色；十、十一月為水，藍色；三、六、九、十二月為土，黃色。,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圖題詩句杯，按照一年12個月分別在杯上描繪代表各月的花卉，再配以詩句加以讚美。每首詩后均有一方形篆書“賞”字印。將詩、書、畫、印結合起來裝飾瓷器，既體現了古人對節令的重視，又表達了對自然的美好感受。,中國古代中原地區摸索出的干支紀年法，以12種動物配十二地支，形成了“十二生肖”文化，集中了原始社會星宿說、動物崇拜、圖騰崇拜等概念，是中國古人對自然規律長期實踐認知后的智慧結晶。一套清宮御制青玉十二生肖雕塑把古人的生活感受與對萬物運轉規律的認知進行了有趣的搭配。,建築之和,北京紫禁城是明清兩代國家最高政治文化意志的體現。参觀的遊客如果細心觀察，可以發現不少懸挂的匾額上帶有“和”字，據工作人員統計，有外朝之協和門、熙和門、太和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內廷之永和宮、頤和軒、養和精舍等，共計19處建築以“和”為名。從這些名稱中可一窺“和合”文化對於清代皇家建築的影響。,最為人們熟知的是清朝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歷史上，三大殿名稱經過三次更改，順治二年（1654年）所改名稱沿用至今。順治帝以“和”字為紫禁城內三大殿及其他建築命名，正是對其治國願景的充分表達。三大殿的名稱皆出自先秦時期經典，其中“太和”“保和”出自《周易》，“中和”出自《中庸》。“和”字在儒家文化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直接將“和”放在了儒家禮儀中的核心位置，社會穩定、民族和諧是歷代統治者所追求的最高治國境界。展廳還特地展出了兩個大大的銅字“和”，一為漢字，一為滿文，均為故宮博物院舊存。自紫禁城成為清代皇宮后，建築上便開始使用帶有滿文的匾額。滿文的“和”字，按鑄造方法、釘孔分佈、打制情況和其上漆書“太和殿”推斷，應為原太和殿匾額上的銅字。,古建築中的寶匣作為鎮宅之物，既有祈求平安、避免災火之意，也蘊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據殿宇等級差異，其材質、尺寸及紋飾亦不相同，常選銅、錫、木三種材質，形態呈長方扁匣形，寶匣放置在建築正脊正中的脊筒內。展廳中安放了一座面積巨大的紫禁城模型，一旁展示了養心殿彩繪寶匣。此件器物為錫制，外部兩面彩繪祥龍紋，標註“嘉慶六年”款，匣內放有經卷、金錢等，又有金、銀、銅、鐵、錫五種元寶，以及五色寶石、五色緞、五色絲線、五香、五葯和五穀等。其中黃色、棕色、藍色和綠色“寶石”材質均為玻璃，紫色寶石為水晶。24枚金幣有滿、漢文“天下太平”款。,兩件來自圓明園“天地一家春”燙樣同樣承載了“和”的理念。“天地一家春”是圓明園九洲清晏東路后妃寢宮院七間正殿的內額，也是后妃寢院的總稱，取自唐代楊巨源為唐王朝太平盛世而作的《春日獻聖壽無疆》中“雲山九門曙，天地一家春”句，表達萬物皆春、和諧向榮之意。慈禧書“萬物和熙”絹匾曾呈掛於養心殿後殿西側燕喜堂內。“熙”，為光明、和樂之意。此匾表達萬象協和、天下太平的美好祝願。,禮樂之和,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製造的16件銅鎏金雙龍鈕雲龍紋編鐘和16件青玉描金雲龍紋編磬構成了展廳中金碧輝煌的陣勢。編鐘是先秦以來歷代宮廷雅樂沿用的“樂懸”重器，明清時期專用於規格最高的“中和韶樂”，僅用於中祀以上壇廟的祭祀典禮和國家朝會殿陛典禮。本次展覽將這套樂器從紫禁城搬到國家博物館，並以成組件的形式展出，可謂難得一見。,“中和韶樂”之名始見於明朝，但其樂器形制、樂隊配置、樂曲風格，均沿襲自先秦以來的歷代宮廷雅樂。“中和”，即中正平和之意，“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儒家以“致中和”為最高理想；“韶”，相傳是大舜時的樂舞，被孔子推尊為盡美又盡善，成為歷代雅樂的最高典範。5000至7000年前中國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北依韶山，東、西、南三面環水，距澠池縣城10公里。據傳舜帝曾巡遊到此，演奏了韶樂。山腳下的村民遂將抬頭可見的無名大山命名為“韶山”，這個古村落因而得名“仰韶”，取“仰望韶山，追思懷古”之意，並由此流傳下“韶樂”的概念。,“中和韶樂”可以說是儒家推行禮樂教化理念的一個縮影。樂器按製作材料分為八種，即匏瓜、黏土、皮革、木塊、石頭、金屬、絲線與竹子，稱為“八音”，表達出古人追求“八音克諧”與“大樂與天地同和”的境界。這一組樂器材料的組成與樂曲的演奏體現了中華文明的普遍性理想：追求多樣性的和諧。古人認為“樂”是“音之所由生”，同樣發端於先民在祭祀活動中表露感情的藝術活動，“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如《禮記》所載：“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於是，雅樂成為中國古代祭祀天地、祖先和朝會、宴饗時使用的正統音樂，其體系在西周初年制定，與法律和禮儀共同構成國家的統治根基。雅樂的主要樂器是編鐘和編磬，樂首以銅鐘發聲，樂未以玉磬收韻，集眾音之大成，象徵“金聲玉振”。,展廳中還有三組頗為引人注目的青銅器，均與雅樂有關。一套是來自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戰國時期製作的編磬。此六件青銅獸首編磬是一種打擊樂器，上端居中有穿孔，繫繩可懸挂。使用時按大小、厚薄依次懸挂，以木槌擊奏。編磬多為石質，銅磬較少，保存至今成組者甚為罕見。另有三件青銅蟠虺紋編鎛。鎛為大型打擊樂器，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是貴族在宴饗或祭祀時，與編鐘、編磬相和使用的樂器。三件青銅獸面紋編鐃為商代遺物。鐃形體似倒置的鐘，器體橢圓，口部向上呈凹弧形，腔體小而短闊；粗柄中空，與腔體相通，可插入木柄手持或置於座上，演奏時以槌敲擊鼓部。編鐃常以三件為一組出現，大小相次，構成音階。,與“樂”相配的“禮”同樣源自古代的祭祀活動。到了商代，在遠古陶器製作的基礎上形成的青銅器逐漸演變成中華禮樂文明的物質載體，有食器、飲器、兵器、水器等多種形式，被稱為青銅禮器，其中以鼎、簋為核心。鼎用以烹煮和盛放肉食，數目的多寡有嚴格的等級區別，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簋用以盛放粟、黍、稻、糧等飯食，常以偶數出現，與鼎配套使用，如四簋與五鼎相配，六簋與七鼎相配。展廳正中大玻璃櫃里擺放了春秋時期所制的七件青銅竊曲紋鼎和六件銅簋紋飾基本相同，出土於河南省三門峽市上村嶺虢國墓地，這裏也屬於新石器時期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區。西周時期逐漸發展出為鞏固政權與約束行為的禮儀制度。自周朝始，“禮”與“樂”共同構成了維繫社會穩定的準則，合稱“禮樂制度”。,萬邦之和,在五千多年發展史上，中華文明與外部文明的交流融合不曾間斷。尤其是“絲綢之路”與其他貿易線路的開闢和建設，為中華民族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作出了巨大貢獻。,西漢武帝時期張騫先後兩次出使西域，歷時三十年，開拓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一件北朝時期的青釉塑貼飛天團龍紋仰覆蓮花尊，不僅形制尊貴，而且承載了重要的文化交流信息。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后，在南北朝時期廣為盛行。北朝大量開鑿石窟、興建寺院，佛教藝術深入各個領域，蓮瓣紋因而成為當時瓷器裝飾的主要紋飾之一。,唐代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花草紋碗見證了此時彩繪瓷大量遠銷海外的歷史。隋唐時期，隨着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西域風格的花草紋傳入中國，被用於瓷器裝飾。在日本、菲律賓、韓國、伊朗等國，均有唐代長沙窯瓷器出土。,由考古學家多年考證得知，古代絲綢之路不僅分為陸上和海上，還另有一條草原絲路。一件戰國時期的動物咬斗紋金牌飾為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固定腰帶、束系衣服的用品，體現了中國北方草原地區遊牧民族與中西亞及亞歐大陸北方遊牧民族之密切的文化往來，是中華民族對草原絲綢之路沿線異域文明吸收、借鑒的實用證據之一。,《尚書精義》載，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與民同憂同樂，與天下同利者，天下必赴之。穩定且具有強大向心力的中華文明，在與其他國家、地區、民族的交往中，持續、多方面地對外輸出併產生影響，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開拓出一條通向世界經濟、文化的共同進步之路。,老子曰：上善若水。《國語》闡釋“善”為“德之建也”，“和”與“善”相輔相成，“善”是“和”的基礎，是實現“人和”的道德支撐；“和”是“善”的結果與目的。中國人自古以來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世界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融匯進奔流不息的民族血液中，鐫刻於家國萬代的文化基因里，奠定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精神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