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號站註冊_來新夏:讓知識寶庫“內外皆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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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4日,教育部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指導委員會召開慶祝高校圖工委成立四十周年大會,授予已故著名歷史學家、方誌學家、圖書文獻學家來新夏先生“高校圖書館事業突出貢獻者”稱號。,來先生是中國高校圖書館事業的“建章立制”者之一,半生傾力於中國高校圖書館事業發展,得此榮譽,實至名歸。,來新夏簡介,來新夏(1923—2014),字弢盦,浙江蕭山人。1942年就讀於北平輔仁大學,師從陳垣、余嘉錫、啟功等名師,專註於研究中國古代史、古典目錄學等。1949年又在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學習,師從范文瀾先生,轉攻中國近代史方向。,自1951年開始,來先生執教於南開大學,一直至離休,曾擔任的校內職務有:校務委員,校圖書館館長,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校圖書館學系系主任等。在社會上的兼職有:教育部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指導委員會常委,中國地方史志協會理事,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舊志整理工作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名譽會長等。,來新夏一生著述宏富,自著、合著及主編各類書籍多達130餘種。研究範圍縱跨多個領域,如歷史學、方誌學、古典目錄學、圖書館學、文獻學等,素有“縱橫三學,自成一家”之譽。,高校圖書館事業復興中的“四條漢子”,來新夏涉足高校圖書館事業,是在1979年。那時,他奉命在南開大學分校創辦圖書館學系(今天津師範大學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從此深耕,直至終老。,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剛剛經歷動蕩,百廢待興。1981年9月16日至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校圖書館工作會議,這與前次會議的召開(1954年首次召開),相隔了27年。,該會如何重要?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周林評價說:“我們這次會議,在高校圖書館事業史上也可以說是一次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的重要會議。”,“撥亂反正”,“亂”在何處?,周林以教育部副部長的身份,在會上總結十年運動以來,高校圖書館事業所遭受的巨大損失,他用了“空前的浩劫和摧殘”來形容,具體地說:“許多學校(圖書館)被撤銷或搬遷,房屋被佔用,圖書大量散失;不少學校圖書館被長期關閉;很多圖書資料被當作‘封、資、修’的毒草而遭到封存以至焚燒;圖書館專業人員被批判或長期下放;圖書館內部工作制度被破壞殆盡;長期積累的書刊資料被中斷訂購,元氣大傷,損失慘重。”周林分析,圖書館事業不受重視,說到根底,是由於長期存在着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錯誤觀念。這是“亂”源。,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各行各業都在“療傷”,一切欣欣向榮,而圖書館領域的復蘇,特別是高校圖書館的復蘇,卻顯得尤為緩慢。當時,國內圖書館領域被分為三大系統,分別是公共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以及院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歸屬文化部系統,從中央一級的國家圖書館到省、市、自治區級圖書館,以至市、縣級圖書館,數目龐大。,科學院圖書館歸屬科學院系統,特別是中國科學院系統,從院部到各分院以及各研究所的圖書館為數不少,且較有基礎,專業性較強。,院校圖書館歸屬教育部系統,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高等學校圖書館,規模龐大。,三大系統,互相獨立,但地位卻不可同日而語,最尷尬者,非院校圖書館莫屬。另兩大系統都有專門機構管轄、庇護,而院校圖書館卻如一盤散沙。,在文化部,設有圖書館事業管理局,主抓公共圖書館各項事業;在科學院也有類似於文化部的圖書館管理機構;在教育部系統中,卻沒有類似設置,對高校圖書館的許多管理職能,都是由文化部代為執行。,例如職稱評定。評定職稱,本應該是人事部門職責,但人事部門不熟悉業務,職稱評定要委託業務部門。具體到圖書館領域,高校圖書館人員的職稱評定,要委託公共圖書館代為評定。當時,文化部圖書館事業管理局在全國各個省份都設有圖書館職稱評定委員會,副高及副高以下職稱,在各個省的文化廳所下轄的評審會評定,而正高職稱要直接報送文化部評定。,高校圖書館因為沒有自己的獨立評定系統,便沒有話語權,在實際運行中,頻遭掣肘。而職稱評定,又與待遇掛鈎,如此,高校館員的工作积極性自然受挫。,既然無法受惠於職稱評定,按理說,高校自身應該對館員多多支持,但考諸實際,卻恰恰相反,很多校長都把圖書館當作“養老院”“收容所”或“運轉站”,真正懂得業務的人員卻奇缺。所以,必須重新樹立高校圖書館及館員的尊嚴及地位。,這次會議的核心成果有兩點:一是設立全國高等學校圖書館工作委員會;二是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圖書館工作條例》。從此,高校圖書館有了自己的管理機構及工作指南,有苦可以傾吐,有理可以申訴,行有規矩,立有方圓。,但是,高校圖書館館員一直關心的改革職稱評定體系等問題,依舊沒有改變。經濟不能自主,地位如何獨立?,針對上述現象,不顧得罪領導而大聲疾呼者主要有四人,來新夏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分別是:南京醫藥學院吳觀國館長,東北師範大學單行館長,山東省高校圖工委張厚函秘書長。這四位於1984年4月在西安舉行的全國高校圖書館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力陳職稱評定製度的弊端,極力呼喚改革。會後,四人聯合發起,向當時的國務院和教育部相關領導上書,這引起了圖書館界和教育部的極大關注。,這種行為貌似“魯莽”,有丟“烏紗帽”的風險。果不其然,議論接踵而來,來新夏、吳觀國、單行、張厚函被一些人污以“四條漢子”的綽號,暗指他們不講規矩,有“土匪習氣”,“蠻橫、霸道”等。,這又何妨?他們繼續呼籲,屢屢向行政管理部門進言,完全沒有個人訴求,只是為高校圖書館事業的真正自立而據理力爭。,開設“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和編寫系列教材,是最稱心如意的事,1985年7月18日,全國圖書館工作會議在北京開幕。這次會議由中宣部和文化部聯合召開,是繼1956年全國圖書館工作會議之後又一次全國性的圖書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高校圖書館仍遭輕視,來先生等又一次極力呼籲。本次抗辯不同以往,因為會議規格基本是最高等級,有機會與主管領導面對面交流。先生等的意見漸被重視,相關部門與他們多次座談,最後終於促成了改革,使得高校圖書館真正自立起來,能與公共圖書館與科學院圖書館“三足鼎立”。,一代前驅者踔厲風發,開闢了高校圖書館事業的“黃金時代”(主要指上世紀80年代)。在這個過程中,令來先生“最感稱心如意”者,乃是開設了“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和編寫系列教材一事。,1983年10月,全國高校圖工委秘書處召開“高校普遍開設文檢課”專題研討會。來先生等积極響應,迅速在南開大學圖書館內設立“文獻檢索課教研室”,由圖書館員兼任授課教師,為全校各院系學生講授,這是開先河之舉,圖書館員的地位再得提高,不再是人們印象中的“業務員”,而是教書育人的教師與創新創造的科研人員。,為了將這門課程推向全國,1984年,受教育部委託,南開大學舉辦全國高校圖書館“社科文獻檢索與利用”師資培訓班,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文檢課專業教師。,開班教學,首先要解決教材問題。,關於文檢課的教材,並無前例可因循、參鑒,只能摸着石頭過河,自主編寫。,來先生聯合惠世榮、王榮授等,組成《社會科學文獻檢索與利用》編寫組,分章撰著。積半年之功,初稿甫成。油印成冊,分送專家審定,並在南開舉辦的“社科文獻檢索師資培訓班”上試用,結合各方反饋意見,再行修改。修訂之功,甚且超過初創之勞,又付一年之力,才得正式出版。,這本教材,在國內即使不是第一部,也必屬前列。風潮之引,範式垂鑒。而後,全國高校圖工委於1986年秋又組織成立了“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系列教材編審委員會”,由肖自立任主任委員,來新夏、江乃武、朱天俊、吳觀國、陳光祚、謝天吉、葛冠雄、潘樹廣等任編委。,一批文檢課教材陸續而來,約30種。來先生說,這套教材包含了許多深意,它們是全國高校圖工委看得見摸得着的業績,是編委會成員精心澆灌的成果和友情的紀念,是全國圖書館人熱心支持的信物,是高校圖書館事業“黃金時代”的重要標識。,對高校圖書館事業的人才培養,涉及多個層面,來先生對於中國高校圖書館事業的另一大貢獻,是對圖書館學人才的培養。,在上世紀70年代末,全國僅有北京大學與武漢大學設有圖書館學專業,人才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非常突出。,有鑒於此,先生獨創兩系,分別是南開大學分校圖書館學系和南開大學圖書館學系。現如今,在國家各級圖書館的中層以上幹部中,包括館長在內,有很多人是來先生曾經執教或指導過的學生。,來先生不僅重視圖書館學的本科教育,還十分重視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例如在1987年,南開大學圖書館學系開始招收三年製成人業餘專科班學員;1989年9月,首次招收夜大圖書館學專科生;1984年,經教育部全國高校圖工委批准和委託,南開大學又舉辦了高校圖書館幹部進修班,截止到1988年底,為全國高等學校培養了大約550名專業幹部。,來新夏還特別重視對圖書館學專精人才的培養。1987年,他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培養的方向是“圖書館與圖書館事業”,每年指導一至兩名研究生,此舉在培養一批研究型人才的同時,還成就了兩部書稿:《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和《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這兩本書,主要內容吸收自來先生所指導的碩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來先生在圖書館學領域的代表作,時至今日,該書仍是中國高校圖書館學教育所必需參考的基礎讀物。,另外,來先生還較早開啟了與國外先進高校圖書館交流互訪的大門。1985年,他赴美國考察,后又組織天津高校圖書館代表團訪美交流,並簽訂互訪協議;1993年,他又任俄亥俄大學圖書館海外華人文獻研究中心顧問,由他領導併發起了中國與美國圖書館界的廣泛合作。,為了推動圖書館學研究人員积極創作,來先生還專門組織創辦了圖書館學專業期刊——《津圖學刊》。他希望該刊能使“廣大高校圖書館人員從此可以不仰人鼻息而自有園地。研究的成果,經驗的點滴,都將通過這一刊物而廣為傳播”。,每次履歷翻新,都是對他研究內容的一次激發,來新夏的圖書館學研究與實踐,涵蓋了圖書館學教育、事業和研究三個方面。三者相聯,大致同步,但仍有次第,先教育,再事業,相伴而興的是學術研究。他的圖書館學思想,是在工作實踐中總結,然後凝練、提升,其第一個顯著特徵就是針對性強,特重解決現實問題。,1979年,先生被委派到南開大學分校,創辦圖書館學系。以後,職務所涉,多與圖書或圖書館相關。每次履歷翻新,都是對他研究內容的一次激發,一方面周旋於館務、系務及圖工委的領導事務;一方面鑽研、總結每個崗位所遇見的新問題,思考解決辦法,並凝結到了自己的圖書館學研究中。,例如,在改革開放初期,文化領域也出現了“趨利”現象,這就是所謂的“圖書館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來先生並不反對圖書館盈利。為了緩解南開圖書館經費的壓力,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就採取了複印、裝訂、照相、縮微複製等創收方式。這在當時,亦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但這種創收都有一個前提,即不損害或影響圖書館端莊肅穆的形象。,隨着經濟持續發展,許多圖書館創收事業都做得過了頭,過猶不及。例如,有的圖書館把部分館捨出租,用來開辦化妝品店、小食品店、遊戲廳等,存放圖書的空間越來越萎縮。這樣可行嗎?先生以為,圖書館雖然具有服務性與經營性的雙重可能,但二者應有主次之分,應以服務為主,兼及經營,而經營也要有所選擇,應該揚長避短,要經營智力,動用信息資源提供有償服務,接受項目委託以及書刊售借、讀者諮詢等,切不可拉低圖書館的文化品格。,再如,先生對“技術至上思維”的批判,也是特有針對性的思考。在二戰以後,現代化技術飛速發展,從縮微複製、靜電複印、聲像技術到計算機等,都在影響和改變着圖書館的運作模式,於是出現了一批迎世媚俗的人,他們盲目推行與崇拜現代技術,而忽略中國圖書館學的優良傳統與現實國情。來先生當然贊同現代化,但反對只顧一面和不切實際的做法,在實現圖書館自動化的同時,還需傳統的技巧及理論的配合。,深深刻下了他歷史學、目錄學的研究痕迹,來新夏先生的學術研究,以歷史學奠之淵厚,以目錄學縱之自如。所以,他的圖書館學研究,也深深刻下了他的歷史學、目錄學的研究痕迹,這是他圖書館學研究的第二個特徵。,《中國圖書事業史》是為解決圖書館教學過程中的重複與冗雜,將中國圖書史、目錄學史、圖書館史刪繁就簡,三史合一,基本釐定了中國圖書事業的發展脈絡,成一通史性著作,這不僅有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而且優化了中國圖書館教育的內容與體系。,至於將目錄學研究方法引入圖書館學研究,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目錄學本身即是工具之學,以該學科為基礎,來先生的圖書館學研究也特重門徑與方法。,“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來新夏圖書館學的服務理念,即是“授人以漁”的思想,他所強調的是要把方法與門徑教給讀者,講求工具性與方法論。例如,來先生所主編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簡明辭典》將三個專業的基本知識、基本概念彙集一冊,俾廣大師生及專業學者檢索與利用。《古籍整理散論》與《古典目錄學》等,亦若此類,特別針對圖書館學師生古漢語能力薄弱,不懂利用目錄學書籍及研究方法等,也是“授人以漁”的具體實踐……,來先生圖書館學研究的第三個特徵,是將人文主義貫穿於自己圖書館學研究的全過程。他的圖書館學研究,是以“人”為中心。例如,他對圖書館學人才的培養,無論途徑如何,渠道如何,皆以塑造人格為宗旨。在他的心目中,合格的圖書館人,應該是知識廣博、專業精專、具備操作技能,更核心一點是“內外皆美”。內修心性與道德,外塑氣質與形象。,來先生對於圖書館事業的認識,仍是突出為人服務的理念。他認為,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動力,就是人們對文化的熱切渴求。圖書館事業作為知識及信息的掌管者與提供者,對讀者的服務不應該是被動承接,而應主動對接。他以“知識寶庫”與“知識噴泉”相喻,來解釋這種主動服務的重要性。,“寶庫”雖然充滿奇珍,但只是靜態的存儲,要人去“探”與“求”;而“噴泉”則是不斷噴涌,是主動的對接與提供。靜、動之間,是來先生對服務的改革,是對讀者的重視。,關於圖書館學研究,來先生非常關注藏書家的文化心態和人文精神,揭示了中國傳統藏書事業的人文思想——仁人愛物。“仁人”,即把書與人的關係緊密聯結,使藏書盡量發揮作育人才的社會功能。他強調圖書只有被人使用起來才有意義,而非儲藏於室,囤積不讀。至於“愛物”,則表現在對圖書的珍惜與愛護上。,人文精神,是先生圖書館學思想的內核,是他研究該領域的最本質特徵,有此思想關照,他的研究才不空洞,他的舉措才有價值。,2002年,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發來通知,授予來先生2002年度“傑出貢獻獎”。該獎項每年僅選授一位,用以嘉獎對圖書館事業做出卓越貢獻者,是該協會所頒發的最高榮譽,同時也是整個華人圖書館界的最高獎項。,殊榮難得,放眼整个中國大陸,在近30年以來,僅僅兩人獲獎,一位是北京大學原圖書館館長庄守經教授,另一位即是來新夏。來先生對中國高校圖書館事業的貢獻,不僅得到國內業界認可,同時,也使其擁有了世界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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