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聯盟2號站_阿姆斯特丹為什麼是一座不需要“紀念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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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橋為霧都點綴了那一抹清新的藍色,卻又與倫敦的憂鬱毫不違和;盧浮宮是塞納河北岸的驕傲,收藏無數藝術瑰寶的古典主義建築與巴黎的浪漫相得益彰;帝國大廈撐起了曼哈頓宏偉的天際線,搭配紐約的喧囂也是恰如其分……那些最著名、最偉大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招牌建築,彷彿是專屬於它們的“紀念碑”,彰顯城市獨特個性的同時,也詮釋着城市的文化氣質。這似乎已經是不成文的“規矩”,若沒有一處地標,就無法躋身名城的行列。然而,卻也有例外,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就是這個例外。讀完《北海之心:阿姆斯特丹的光榮與哀傷》這本城市傳記,就會明白,它為什麼是一座不需要“紀念碑”的城市。,對抗與妥協,阿姆斯特丹偏居歐陸西北,這片出名的低地,在古時遍布泥淖,既不適宜耕種,也無法開展商業活動,所以,直到12世紀末,這裏才有了第一批定居者,他們挖掘溝渠,排干沼澤,一點點地建立起零散的農場。因為自然條件實在太過惡劣,無法貢獻糧稅,更沒有軍事價值,封建領主都提不起興趣,建造大壩和興修水利都要依靠當地居民自己的力量,久而久之,這裏形成了與西歐中世紀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的模式。“堤壩管理者”和“土地所有者”組織起一個個小團體,與他們共同的敵人——海水——對抗,成員對集體事務都有一定的發言權,逐漸演變成一種原始的分權和民主的合作模式,這也是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基因之一。也正是因為這個傳統,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無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國王,還是奧蘭治家族的執政,都無法將絕對權力強加於這座城市的居民身上。,但大海無法被征服,大壩和水渠只能緩解低地的內澇,卻無法根除,在與惡劣的自然環境的鬥爭過程中,阿姆斯特丹人不僅認識到對抗的價值,也掌握了妥協的藝術。當無法改變時,學會適應顯得更加重要。有時是適應海水的侵襲,有時是面對別國的統治。16世紀的西班牙,19世紀的拿破侖,都曾嘗試在這裏建立統治。妥協的藝術賦予阿姆斯特丹人包容和靈活的個性,讓他們能夠更快地接受新鮮事物,而正是這一點,幫助阿姆斯特丹乃至荷蘭在17世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無論對抗,還是妥協,表現的都是阿姆斯特丹人“適者生存”的人生哲學。矯揉造作在這裏沒有生存空間,自然環境的殘酷並沒有給“紀念碑”式建築留下多少餘地,包容和靈活的個性也比死板的地理標誌更有價值。,自由與逐利,17世紀也被稱為荷蘭的黃金世紀,這個彈丸小國在八十年戰爭中擊敗西班牙,抓住了歷史的機遇,同步完成了獨立與富強。彼時的荷蘭之強盛,“此後只有全盛的英國和美國能與之相比”,美國經濟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曾如此說。如果說17世紀的荷蘭是西歐最富強的國家之一,那麼阿姆斯特丹則是這個國家最富強的城市,稱得上低地最奪目的明珠。這裏商賈雲集,無數航向波羅的海、非洲、香料群島的商船從這裏拔錨揚帆。,而埋藏在阿姆斯特丹人基因中的自由與逐利的天性,正是他們取得如此成就的催化劑。正如本書中對阿姆斯特丹起源的追溯中提到的,這座城市從未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封建領主,對抗洪水的過程,讓居民意識到集體決策的價值,讓他們始終願意將城市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從13世紀起,阿姆斯特丹就開始展露自己在商業領域的“天賦”,漢薩同盟的貿易紅利,中世紀發達的行會制度,共同刺激了手工業的發展,新興的中產階級商人逐漸成為市民的主體,為阿姆斯特丹人添上了另一份烙印——逐利。客居阿姆斯特丹的笛卡爾曾如此評價這座城市:“這座城市裡的每個人都與貿易息息相關……”在這裏,手握權力的不是貴族,也不是教士,而是憑藉努力一步步從社會底層打拚上來的商人。,美國城市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唐納德·奧爾森曾經寫道:“紀念碑……可以提醒参觀者所處的時代,令其感受政權的力量……它是對財富、權力和真相進行宣揚的載體。”但對自由的嚮往讓阿姆斯特丹人對權威天生沒有好感,自然也對“紀念碑”嗤之以鼻。商人的逐利天性也告訴阿姆斯特丹人,花大價錢修建地標建築,算不上是一筆有價值的投資。,虛無與存在,“紀念碑”式的標誌性建築是城市性格的具象表達,一架大橋、一座宮殿、一幢大廈,反映了一座城市的脾性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的處世哲學。然而,阿姆斯特丹性格中的對抗與妥協、自由與逐利彷彿沒有一座建築可以完美概括,但又彷彿蘊藏在一條條運河、一條條窄巷、一幢幢“歪樓”之中。也恰恰是這些強烈的性格特點,讓“這座城市幾乎成了一個反紀念性建築的先鋒”,它不需要、甚至不屑於用具象的建築表達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說,阿姆斯特丹不需要一座“紀念碑”,因為它的精神早已融入到城市每一個角落,每一位居民的身上。書中的一句話最能體現這一點:“阿姆斯特丹所謂的地標性建築只存在這座城市居民的意識中,並不顯露在大街上。”這裏沒有“紀念碑”,卻處處都是“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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