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多年前，馬可·波羅曾沿京杭大運河南下，幾經輾轉，抵達那時的泉州“刺桐港”。大運河申遺成功7年後，“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的第38項世界文化遺產。,世界上的文化遺產，串聯起來便是一部人類文明的演進史。這部演進史里的成員已經越來越多。截至目前，《世界遺產名錄》收入的遺產數量已經超過1000項，中國佔據56席，僅次於意大利，居世界第二。,從1985年中國正式成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締約國，到1987年中國第一批遺產被收入名錄，再到一度出現的“申遺熱”……今天，“申遺”正在逐漸回歸價值認知和常態保護的初心中來。,中國申遺之路的見證者、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單霽翔認為，中國正在從文化遺產的大國走向文化遺產的強國。中國的一些理念已經開始反哺世界，為國際制定遺產保護的規則和方法提供了更多維度。,

8月6日，“文化東城”會客廳，單霽翔接受記者採訪。記者 陶冉 攝,開啟申遺之路,單霽翔是中國申遺工作一步步走來的見證者。,認識單霽翔，多是因為故宮。這座世界上現存最大的皇家宮殿於1987年申遺成功，成為中國首批世界遺產之一。,在此之前，中國對世界遺產知之甚少。,只有成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締約國，才能參与評定世界遺產項目。,1985年，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邀請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幾位先生一起提交了一份全國政協提案，介紹了《公約》的情況，建議中國加入，以便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侯先生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視，同年，中國成為《公約》締約國，侯仁之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申遺第一人”。,此時距離《公約》誕生（1972年）已經過去13年，但在侯仁之之前，國內對《公約》尚未引起重視。據侯仁之後來回憶，他與《公約》的“接觸”始於上世紀80年代的一次訪學。,1984年，侯仁之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中，第一次聽說國際上還有一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這次“接觸”，促成了中國的締約並走上申遺之路。,雖然當時國家全力支持申遺事業，但物質條件終究有限。據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回憶，敦煌申遺時的申報材料都是她手寫的，當時甚為難得地用上了幾張彩色照片。,文明交流互鑒，確立保護新規,條件艱苦尚能克服，但讀懂規則、融入其中卻花費了中國人幾十年時間。這一時期，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成為中國申遺的難點。,單霽翔介紹，早期的文化遺產保護參考的是西方標準，西方的建築多為磚石結構，人們對東方磚木結構建築並不理解，認為木構建築修繕中，換掉原來的木料，修補原來的結構，會破壞遺產的價值。,那一時期，北京市文物局局長每年都要到世界遺產大會做“解釋”，一遍遍向世界傳達：中國的古建修繕其實正是對文化遺產真實性的保護。,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對故宮、天壇等古建築的集中修繕曾引發國際上的質疑。另外，西方認為我們修補重繪彩畫也破壞了古建築的真實性，因為西方建築上的彩繪和壁畫主要是裝飾用途，不影響建築本體。,同年，國家文物局組織召開了“東亞地區木結構彩畫保護國際研討會”。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單霽翔請來了世界上文化遺產領域最重要的三個機構的負責人：世界遺產中心主任班德林、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主任佩薩特、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羅馬中心）主任布什納迪。這場研討會向全世界鄭重介紹：東亞建築上的彩繪最重要的功能是為了保護裏面的木結構。,並不是每一次都能說服國際專家。西湖申遺時，中國希望將龍井茶園納入一併申遺，因為龍井茶園是西湖景觀的一部分。但有國際專家堅持認為龍井茶園與西湖沒有關係，經過幾次討論，最後只能忍痛將龍井茶園從申遺方案中刪除。,“就是這位專家，在今年福州的（世界遺產）大會上提出來，應該把本體跟環境一起保護。這種轉變說明她自己也在改變、在進步。”36年的申遺之路，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一道，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交流互鑒、共同進步。,從“申遺熱”到回歸理性,與侯仁之一輩老先生相比，單霽翔顯然是“後來人”。中國加入《公約》的那年，單霽翔剛剛參加工作不久。當時的他並不會想到，自己此後的人生軌跡都將與此有關。,1992年至1997年，單霽翔擔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長，2002年，單霽翔擔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幾乎同一時期，國內的申遺熱情開始高漲。,中山大學教授張朝枝長期專註文化遺產利用研究，據他介紹，1997年之前的申遺，主要是由侯仁之、羅哲文一輩老先生推動，地方政府並不十分积極。,1997年，麗江申遺成功成為轉折點。張朝枝回憶，上世紀90年代末，國家開始重視旅遊產業的發展，1999年推出十一“黃金周”，於是剛剛申遺成功不久的麗江古城一夜之間“大火”，成了當時最時髦的旅行目的地。,數據显示，麗江古城遊客接待量從1995年的84.5萬人次增加到2020年的5000多萬人次，增長了約58倍，旅游業總收入從1995年的3.3億元增加到2020年的1000多億元。,地方的申遺熱情被徹底激發出來，寄希望於通過申遺發展旅遊，加速地方經濟發展。2000年前後，中國出現了一波空前的“申遺熱”。一度，各地申報上來的遺產項目足以堆滿單霽翔的辦公桌，“排着隊”等申遺的文化遺產項目預備名單長達70多項。,與此同時，各地為申遺大興土木、整治搬遷，投入的財力數以億計，“豪賭式”的申遺一度飽受詬病。時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葛劍雄對此曾有批駁，“不少地方存在認識誤區，以為只要申遺成功，這個項目就成了搖錢樹，就有大筆的保護基金來了，就有大筆的旅遊收入了。”,人們似乎忘了，無論是締結世界遺產公約，還是設立世界遺產名錄，初衷都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我們畢竟經過大規模的建設，城市發展上的一些歷史遺憾要彌補，如果各地有熱情做這樣的事情，我們大量的文化遺產資源就獲得了保護，這是正面的。”單霽翔同時強調，要用理性和科學的態度對待申遺，端正申遺目的，申報世界遺產不僅僅是為了發展旅遊，而是保護與發展的綜合效益。,近些年，國內的“申遺熱”逐漸降溫，或許是“一國一年只能提交一項世界遺產”的新規定增加了難度，中國申遺漸漸回歸理性與常識。,“現在遺產申報更多還是從文化傳承和生態文明建設角度來考慮的，旅遊已經不是首要目標。大家都知道這個事很難，沒有當時那麼不理性了。”張朝枝表示。,保護老城，建設新城,對於已經入列名錄的遺產來說，如何協調好保護、利用和當地社會發展的關係，以守住“世遺”的頭銜，就顯得更加重要。因保護不善被除名已有先例，就在今年泉州被列入《名錄》的同時，英國“利物浦海上商城”遭到除名。,如何處理文化遺產與城市發展的關係考驗着各方的智慧。“保護老城、建設新城”，梁思成先生的這句話常常被單霽翔引用，來回答保護與發展的命題。,單霽翔覺得，西湖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鑒。2011年，西湖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杭州市為此做出的努力是，城市發展方向從“西湖時代”走向“錢塘江時代”，錢塘江兩岸新城拔節生長，西湖四周不再出現影響“三面雲山”景觀的建築。,還有正在申遺的北京中軸線，單霽翔曾於2011年和2017年兩次提交政協提案，推動中軸線申遺。與一些文化遺產不同的是，中軸線不僅凝結了歷史，還在與現代化城市一同發展。,在中軸線兩側平緩開闊的格局之中，有北京城裡最大的街心公園。2001年，皇城根遺址公園正式開放，“文化東城”會客廳是2800米條帶狀的皇城根遺址公園裡唯一的建築。,沒有大門、不設圍牆，在這裏，經常能碰到晨練、休閑的北京大爺、大媽。這些老北京人和這處文化遺產一起“活”在北京城“白菜芯”一樣的地界兒里，日出日落，與這座高速運轉的現代化城市和諧共生。,“中軸線還在延伸，發展沒有完結，生命不能終結，北京正是因為有了傳統中軸線，才有北中軸和南中軸的延伸發展，展現出新時代首都傳承發展的宏偉氣魄，對於今後城市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單霽翔說。,為世界提供中國範例,“後來人”單霽翔見證了中國申遺快步發展的進程，一些理念甚至已經開始反哺世界，為國際制定遺產保護的規則和方法提供了更多維度。,比如，“混合遺產”作為一種遺產類型，在世界各地都有分佈。“混合遺產”是指遺產項目既符合文化遺產的標準，同時也符合自然遺產的標準，具有文化和自然雙重價值。,1987年，我國“泰山”項目申報世界遺產時，主要是申報自然遺產類型，但是我們提交的文本上對泰山的自然遺產價值和文化遺產價值都有充分表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過考察，高度認可了泰山同時具有兩種遺產價值，在世界上開創了“混合遺產”的新類型。,2011年，中國第一次主動將杭州西湖申報為“文化景觀”遺產類型，並申遺成功。這與1996年廬山國家公園被動申報為“文化景觀”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遺產類型的變化使得保護的概念也經歷革新。在《從“文物保護”走向“文化遺產保護”》一書中，單霽翔有詳細論述：人們開始意識到，原有的“文物保護”概念已經涵蓋不了需要保護的對象，需要走向更大範圍、更加廣闊的“文化遺產保護”。,如今距離他提出這個概念已經過去10餘年，文化線路遺產保護、文化景觀遺產保護、運河遺產保護等新型文化遺產保護規劃被提出，逐漸改變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格局。,“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氣象。”單霽翔說。在不久前結束的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長城被評為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示範案例，為世界遺產保護提供了中國範例。,“中國正在從文化遺產的大國走向文化遺產的強國”，單霽翔表示，在國際規則的制定和解釋中，我們要持續爭取更大的話語權，拿出更多像長城一樣的有典範性的實例，為世界遺產的發展做出中國貢獻。,剛剛入選《名錄》的泉州面臨更加複雜的情況。22個遺產點的土地所有權中，11個為國家所有，4個集體所有，7個既包括集體所有也包括國家所有。同時，22個遺產點包括寺廟和民俗建築、碼頭、古塔、橋樑、墓葬等不同形態；有的在海邊、有的在內陸，有的在城中，有的在郊野；有的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有的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外，遺產區域還涉及歷史文化名城、風景名勝區、海洋保護區等相關法律法規，保護和管理十分複雜，難度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