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號站_為何要保護“不古老”的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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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1日,濟南老火車站鐘樓上精確的機械鐘永遠停止了轉動,伴隨濟南人走過80個春秋的老火車站就此塵封。”在2014年舉行的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成立大會上,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單霽翔談到濟南老火車站被拆,依然痛心疾首。,這座火車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著名建築師赫爾曼·菲舍爾設計的一座典型的德式車站建築,它曾是亞洲最大的火車站,是清華大學、同濟大學的建築類教科書上的範例,被戰後西德出版的《遠東旅行》列為“到遠東最值得看的第一站”。就在拆除之前,無數濟南市民扶老攜幼涌到站前,與其合影告別。,提起中國的建築遺產,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雕梁綉柱、獸脊琉璃的古建築。20世紀建築遺產由於時間晚近,較少得到人們的認同和保護。在“舊城改造”和城市化進程中,一些歷史街區在推土機的轟鳴中變成瓦礫,不少類似濟南火車站的建築遺產或被破壞無遺,或僅余大略。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成立於這一背景,20世紀建築遺產保護工作從此有了專家團隊。截至目前,該委員會共向社會公布了7批697個20世紀建築遺產項目,覆蓋了除青海省以外的全國所有省市區,其中年代最久遠的建築包括1900年代所建的上海佘山天文台(1900年)、浙江圖書館孤山館舍(1903年)等,最新的建築則屬20世紀最後一年即2000年規劃、2007年底建成的首都國際機場T3航站樓。,在中國文物學會、中國建築學會指導下,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歷時近五年,組織30多位建築文博設計界專家學者及高校教師編撰了《20世紀建築遺產導讀》(以下簡稱《導讀》),日前由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該書不僅展示中國20世紀經典建築項目特色、歷史文化背景,也揭示中國20世紀建築師的創作人生,更為中國從世界遺產數量大國步入世界遺產“文化強國”補全遺產類型、贏得建築遺產話語權等方面探尋路徑。,以該書為切口,我們追溯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的脈絡,打撈那些湮沒在歷史深處的人與故事。,以建築回望百年歷史風雲,“20世紀建築遺產”,顧名思義是根據時間階段進行劃分的建築遺產集合。“20世紀”是很明確的硬指標,“遺產”卻涉及如何界定的問題。,“說到‘遺產’,大家首先想到它是古老的。《世界遺產名錄》其實早已更新了‘遺產’觀念,不再單純以時間作為衡量‘遺產’的尺度。”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副會長、《20世紀建築遺產導讀》主編金磊介紹,20世紀遺產的概念最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從國外引入中國;2002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單霽翔提出從“文物保護”到“文化遺產保護”的觀點;2004年,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國馨代表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師分會向國際建協提交了“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項目的清單”(當時只提交了20項);2008年4月,國家文物局召開主題為“20世紀遺產保護”的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無錫論壇,進一步明確了20世紀遺產的重要歷史地位。遺憾的是,20世紀遺產尚未被正式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在風起雲涌的20世紀,有多少樓台隱現其間?它們彷彿城市的年輪與血脈,凝結着一個世紀的掙扎與進取,那些鮮活的歷史故事依然投射在建築的幢幢樓影中——,南通大生紗廠、無錫保興麵粉廠等一批工業遺產追溯着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祥史;,有“東方華爾街”之稱的天津解放北路近代建築群,講述着天津乃至整个中國金融業在近現代歷史上的發展歷程;,被譽為“萬國建築博覽會”的上海外灘建築群見證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激蕩和近代中國的風雲變幻;,在長期遭受西方國家嚴密封鎖和遏制的背景下,建成於上世紀50年代的北京“國慶十大工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建成竣工,成為中外建築史上的奇迹……,這些建築不光錨定着一個城市的記憶,許多仍是用於生產、生活的物質空間,就像一條通達古今、流淌不息的河,沒有了它們,城市也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與靈性。,但在大眾心中,20世紀剛剛過去,很少會將這一時期的建築視作“遺產”。,“以建築為例,過去提及的中外建築遺產大量是古代建築,中國已擁有56項世界遺產,是世界遺產數量大國,其中的建築類遺產絕大多數是歷史悠久的古代建築。”金磊說,就在勒·柯布西耶、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等西方現代主義建築大師的經典作品早已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之時,在全球近百項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的20世紀遺產中,並沒有中國建築的身影。,優秀建築的考量標準,不應該嚴苛於建成年代。“20世紀遺產”的概念普及依然任重道遠。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一直致力於此。,自2016年至今,在中國文物學會、中國建築學會的學術指導下,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以每年推介約100項“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的規模,共計向社會公布了7批697個項目,其中第一批入選的包括人民大會堂、民族文化宮、天津勸業場、上海外灘建築群、廈門大學舊址等。首批推介大會就在故宮寶蘊樓廣場舉辦,時值金秋,廣場上人頭攢動,兩院院士吳良鏞、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國馨、單霽翔、中國建築學會理事長修龍等紛紛致辭,吹響了20世紀建築遺產保護的“集結號”。,讓更多建築浮出歷史地表,20世紀建築遍布人們視野,如何從中辨識出真正值得傳承的文化“遺產”?,早在2014年,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便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國家文物局《關於加強20世紀建築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20世紀遺產科學委員會《20世紀建築遺產保護辦法馬德里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等法規及文獻起草並於2021年修訂了《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認定標準》,包括“在近代中國城市建設史上有重要地位,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是城市空間歷史性文化景觀的記憶載體,同時也要注重改革開放時期的作品”“反映城市歷史文脈,具有時代特徵、地域文化綜合價值的創新型設計作品”“在中國產業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坊、商鋪、廠房、港口及倉庫等”“中國著名建築師的代表性作品、國外著名建築師在華的代表性作品”等,凡滿足上述條件之一者,即具備“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項目的推介資格。,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組織了一個由兩院院士、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各大設計院總建築師、高校建築學院院長等相關單位領導等組成的約110位成員的專家團隊,該團隊每年向委員會提交20世紀建築遺產項目推薦名單,通過初選與終評確定最終的推介項目名單,整個過程受到北京相關公證處的監督。,“如今我們經常看到一個建築門口掛着好幾個牌子,可能既有‘文物建築’的牌子,也有‘歷史建築’的牌子,我們已公布的697個20世紀建築遺產項目與這些建築會有重合。”金磊說,在用更為現代的“遺產觀”為公認的文保建築加持的同時,委員會更鼓勵那些籍籍無名,“甚至連歷史建築也不是、從未被人發現過的老房子”被推介成為20世紀建築遺產,換句話說,要讓20世紀遺產的保護理念進一步“向基層沉底”。,金磊猶記得,2017年8月,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築遺產委員會組織的專家團隊正在安徽考察,一行人湊巧走進了位於安徽池州的國潤茶業祁門紅茶老廠房,被裡面的建築現狀所“驚呆”:這座看似不起眼的老廠房建於20世紀50年代初,當時叫“貴池茶廠”,這裏的老建築依然保存完好,建廠之初由工人們自行建造的木質連裝生產線還在運轉不停。,池州當地人習慣稱其為“老茶廠”,提起它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我年輕的時候在那裡揀過茶。”揀茶車間呼呼作響的風扇是那個年代人們共同的記憶,傍晚時分,從池口老街到青峰嶺、躍進路,一路上喧鬧擁擠着的全是茶廠下班的女工。,“殷天霽廠長陪我們走進一個擱茶恭弘=叶 恭弘的倉廒,整座倉廒的5個立面全是用木頭做的!”金磊回憶當時的細節:當倉廒門打開,紅茶的香氣襲來,倉廒因防火之需不允許通電,過了大約幾十秒,大伙兒才藉助窗外透來的微弱光線,看到暗紅色牆壁邊堆着一袋袋茶恭弘=叶 恭弘,長達70餘年的茶分子運動讓茶的香氣瀰漫了整座倉廒,許多來此参觀的人為“這個房子的味道所傾倒”,甚至有開發商出重金要將整座廠房買走,殷廠長堅決不賣。,進一步挖掘“老茶廠”的歷史,專家們發現它所生產的祁門紅茶正是法國作家亞歷山大·小仲馬創作的小說《茶花女》中所喝的紅茶;這款茶被英國白金漢宮及歐洲各國所推崇,被讚譽為“鑲着金邊的女王”。基於這一悠久的茶文化和建築自身的時代特點,原本毫無名氣的國潤茶業祁門紅茶老廠房被推介為第二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與它並列的有同為工業遺產且鼎鼎大名的北京首鋼老廠區。隨着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項目推介活動把目光投向除北上廣等大城市以外更幅員遼闊的城鄉,更多鮮為人知的建築將“浮出歷史地表”。,為中國建築師立傳留史,正如《導讀》一書中寫道,“中國20世紀建築史的百年史詩是由作品築就的,但只有建築師不拘囿於一隅的多風格創作,才有建築百花園的大千氣象。” 20世紀初將西方現代建築思想帶回本土並結合中國元素付諸實踐的中國第一、二代建築師的作品毫不遜色於外國同行,但他們有太多人籍籍無名。諸多中外建築師、建築商、工程師、城市規劃者和其他建築從業人員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工作和影響,直到近些年才逐漸展現在世人面前。,如《築業中國》一書里總結,在中國的建築活動歷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近代此起彼伏的內憂外患和接踵而至的技術引入下,跟建築相關的工作愈發呈現出繁瑣複雜的特質。20世紀初的中國處於華洋雜處、新舊交織之間,流傳下來的傳統工匠營造系統,無力承擔更為廣泛和快速的建築營造,大量新型建築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城市拔地而起,而當時能夠駕馭這種發展趨勢的,幾乎只有國外建築師和事務所——直到中國第一代建築師打破了這一垄斷。,這些建築師中最傑出的代表,如範文照、呂彥直、楊廷寶、梁思成、劉敦楨、童寯、陳植、董大酉等人都歷經五四洗禮,且多是留學歸來,那時正值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國建築業發展的蓬勃時期,為學貫中西、博泛古今的建築師們提供了展露才華的時代舞台。在保持固有文化內涵的同時,中國應該如何從建築和技術的雙重維度,去借鑒西方既有之經驗?第一代建築師們披荊斬棘篳路藍縷、擔斧入山以啟山林,如在荒野中開拓新路一樣探索民族形式與現代風格兼容的建築設計,建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建築學科與建築職業體系,以及用現代知識體系來梳理中國古老的營造傳統。他們留下的建築遺產與設計思想也交織進國家發展的時代命運里。,例如梁思成與林徽因歸國后,在東北大學短暫執教后前往北平營造學社主持法式部的工作,完成了大量至今仍影響深遠的歷史建築調研,以及中國建築歷史的研究性工作,為中國建築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童寯自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對江南園林進行大量調查和研究,提升了社會對這門中國傳統藝術的關注;呂彥直設計的南京中山陵既保持了傳統建築風格,也做了一系列大膽突破,成為用現代鋼筋混凝土結構建造中國民族形式建築的第一人;楊廷寶設計了京秦鐵路遼寧總站(現在的瀋陽北車站)、清華大學生物館、氣象台及圖書館擴建工程等,“是用設計作品探索中國古典建築、民間建築與西方科技最新理念相結合的大家”……,遺憾的是,中國20世紀建築教育鮮少將個人寫入歷史,這些建築大家和他們寶貴的設計遺產思想大多湮沒無聞。“歷史宛作一部挑剔的機器,它會隨着時間的風雨變遷和大浪淘沙,將一些建築師淡出人們的視線,但屬於20世紀遺產一部分的建築師的名字不該被泯滅,他們飽經風霜的作品,更要熠熠生輝,成為中國城市不可缺少的真正標誌建築。”金磊建議,第一,建築與文博界要為中國百年著名建築師留史;第二,國家要為中國建築師先賢樹碑立傳;第三,行業學會要积極為百年來中國建築師的現當代影響力做好傳播規劃;第四,要舉辦集展覽展示、研討沙龍、考察重訪為一體的文脈活動;第五,要創辦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文獻博物館,同時向中外建築文博界及社會展示中國建築巨匠的20世紀與現代貢獻。,盼舊建築“活化利用獲新生”,就在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試圖挖掘20世紀建築遺產的獨特意義之時,不少這一時期的建築實物遺存卻面臨拆毀之虞。由於缺少完善的法律保障,不少20世紀建築遺產在城市廣場建設、城市道路拓寬和“舊城改造”中被拆毀,再加之20世紀建築相對老化速度較快、材料性能壽命較短,較之傳統建築面臨更大的保護與維修的技術難題,其搶救工作日趨緊迫。前文所提到的被拆除的濟南老火車站便是令人唏噓的例子。,在單霽翔看來,20世紀作為社會變遷最為劇烈的文明時期,各種重要的歷史變革和科學發展成果,都折射在20世紀建築遺產上,這一體現文明發展的序列不應在當代發生斷裂。那些沐浴在真實的空氣、陽光、綠蔭環境中,飽含歷史信息、歲月包漿的城市、街道和建築也承載着民眾的記憶與鄉愁,正如馬國馨院士所說,“人文城市的建設重在對其特色的挖掘和保護,而非簡單的開發、建設和‘造城運動’。”,然而,城市宛如不斷生長的有機體,一直處於發展壯大、新陳代謝之中。如何讓20世紀建築遺產的保護回應城市改造更新的需要?如何尋找保護歷史記憶與挖掘使用功能的平衡點?金磊認為,關鍵在於建築遺產的“活化利用”,讓舊載體“孵生”新功能,融入到市民公共活動和城市文化建設中去。,上海的四行倉庫改造便是影響深刻的建築遺產改造案例。1937年10月27日至30日,四行倉庫保衛戰舉世矚目。時任國民革命軍第88師524團副團長謝晉元率孤軍頑強死守,抵禦日軍數次進攻,極大鼓舞了中國軍民的士氣,這座原本平凡的近代倉庫承載了上海悲壯的抗戰記憶。,2014年,上海有關方面決定在第二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紀念日之前完成四行倉庫的保護和再設計,這一重任經方案競標落到了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上海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資深總建築師唐玉恩及其團隊身上。為真實恢復四行倉庫保衛戰中鏖戰最激烈、受損最嚴重的西牆,建築師們幾番探查炮彈洞口,經過修復,西牆如今共保留了8個炮彈孔、430個槍彈孔,復原成1937年戰後受損的歷史原貌。,四行倉庫在戰後成為庫房,上世紀80年代后曾用作傢具城、文化用品市場等空間載體,其間,外立面經歷多次統一粉刷、厚達50至60毫米,中央通廊被層層封堵,西牆西側搭建了多層廠房……秉持國內各項規定和國際通行的真實性、整體性、可識別性、可逆性等文物修復原則,這一抗戰遺址被合理化區隔,設置抗戰紀念館、創意辦公等功能空間,並增設消防設施、現代化設備等,以提高使用的舒適性,既能凸顯抗戰遺址的重要意義,也能科學合理地利用其餘部分。最終,這座“抗戰豐碑”在蘇州河河畔獲得了“新生”。如今有絡繹不絕的遊客來到這裏,了解遠逝的戰爭歲月,緬懷保家衛國的抗戰勇士。,隨着各大城市在規劃建設中提升對歷史街區和老建築的保護程度,不少類似四行倉庫的建築遺產得到了活化利用,但這樣的“幸運兒”仍是少數。由於對現當代優秀建築的價值認知還未形成一套系統、科學、完善的評估體系,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未被納入保護範疇,不當更新的風險仍舊存在。正如馬國馨院士所言,“建築遺產的保護絕不是單純少數專家學者或政府管理部門的事情,在整個漫長的保護過程中還十分需要全社會共同的參与”。或許當關於20世紀建築遺產漂浮零散的印象轉化為用文字、圖像、影像等來訴說的堅固公眾記憶,一座城市的精靈,才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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