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炎先生，歷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北京市文聯副主席與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等職務，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泰斗、第二代中國現代文學學者的代表人物。嚴先生1933年出生於上海寶山，1950年考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1956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為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肄業，留校任教，從此開始了超過一個甲子的學術與教育生涯。在中國現代小說研究、“五四”文學思想研究、魯迅研究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等方面，嚴先生都做出了突出貢獻，推進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成熟。,日前，收錄了嚴家炎先生畢生學術精華的《嚴家炎全集》（十卷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這是嚴先生首次系統整理自己的學術著作，也是他對於自己一生學術思想的鄭重總結。本文特約錢理群、陳平原與李今三位學者撰文，評述嚴家炎先生的學術思想與學術成就。,嚴家炎先生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我想談談嚴家炎先生的學術思想，在我們學科建設上所起到的作用。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篇文章，對現代研究界影響也最大。,我在《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一文里，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學科重建時有幾篇指導性的文章，一篇是王瑤先生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確立了學科“既是文藝科學，又是歷史科學”的“質的規定性”；樂黛雲先生的《了解世界文學研究發展狀況，提高現代文學研究水平》，打開了學科發展與世界聯繫的通道；而嚴家炎先生的《從歷史實際出發，還事物本來面目》，則完成了學科“歷史品格”的重建。嚴先生在文章里，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隨意修改歷史，隱瞞事實真相的不科學、反科學的做法”，已經產生了歷史科學本身的信用危機。因此，大聲疾呼要“敢於說真話，敢於如實反映歷史”，強調“只有真正實事求是，現代文學史也才有可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只有從歷史實際出發，弄清基本史實，尊重基本史實，把認識統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礎上，這樣總結出來的經驗和規律，才比較牢靠，比較紮實，也才有助於我們較好地轉變學風”。這裏所說的“以接觸原始材料作為研究起點，強調從史實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學風”，不僅是嚴家炎先生此後幾十年一以貫之的基本學術思想、作風，而且也是許多學術前輩共同倡導與身體力行的，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文學研究界，形成了一個傳統。嚴家炎先生正是這一傳統最有力的開創者和堅守者之一。,嚴家炎先生第二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是《走出百慕大三角區——談二十世紀文藝批評的一點教訓》，此文寫於1988年12月。嚴先生認為，“五四”以來，中國的文藝批評、學術研究，也有這樣的危險區，他稱為“異元批評”，又稱“跨元批評”，“在不同質、不同‘元’的文學作品之間，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變的標準去評判，從而否定一批可能相當出色的作品的存在價值”。比如用現實主義標準衡量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的作品，反過來用現代主義標準衡量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作品，等等。嚴先生針對這樣的認識誤區，做出了一個重要判斷：“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根本特徵，就是多元並存”。話雖一句，卻確立了嚴家炎先生的基本學術觀點、學術立場、態度和方法，即以揭示現代文學“多元並存”的歷史複雜性和豐富性為己任，以開闊的視野，寬容的態度，看待現代文學的不同追求的作家與流派，並以多元的、變動發展的標準去衡量不同質、不同“元”的文學作品。嚴家炎先生的這一“多元並存”的文學史觀念和方法論，對學科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成為文學流派研究和通俗文學研究的理論依據和基礎。他自己也是這兩個領域重要的開拓者。他對茅盾、吳組緗、沙汀等的“社會剖析的現實主義”，路翎等的“體驗的現實主義”的概括、命名，被廣泛接受，幾成定論。他對新感覺派和金庸的研究，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而他對魯迅創作方法多元性的揭示，“復調小說”的概括，也都是魯迅研究的重要收穫。這裏所說的小說流派研究、金庸研究、魯迅研究，再加上對丁玲的研究，就構成了嚴家炎先生在現代文學研究的具體領域的四大貢獻。當然，嚴家炎先生的主要貢獻，還是他五十年一貫的對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以及對整個學科的推動。,還要特別指出的，嚴家炎先生的這些研究，在學術界也有過不同意見，曾經引發過一些爭論，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關於金庸的論爭，關於七月派小說的論爭。在論爭中，嚴家炎先生都堅持用事實說話，據理力爭，其基本立場就是要維護文學的多元並存和文學研究、批評的多元性。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嚴先生是態度鮮明、堅定，絕不含糊的，這和他在學術上的寬容是相輔相成的，在學術界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關於“五四”新文學的評價的論爭中，嚴家炎先生髮表了《不怕顛覆，只怕誤讀》一文（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1期），文章不長，卻有重要的意義。嚴先生認為，“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意見，自來就有。新儒學、后現代之類的顛覆，也不必多慮。值得注意的，我以為倒是對‘五四’的誤讀。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說成是‘歐洲中心論的產物’；責備‘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造成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都是不符合史實的誤讀。對‘五四’反對派的意見，也要防止和警惕誤讀，並非一講‘五四’毛病就是‘顛覆’”。他的態度是：“我們讚美‘五四’，繼承‘五四’，又超越‘五四’”。“不怕顛覆”，表現了嚴先生的開闊心態，在他看來，歷史與現實的一切，當然也包括“五四”，都是可以批評的；“只怕誤讀”，是他一貫的從事實出發的態度，對建立在誤讀基礎上的批評，是要論爭、辯駁的，其所依據的，依然是事實。因此，嚴先生近年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引起爭議的重大問題的重新考釋，寫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而“繼承‘五四’，超越‘五四’”，則為現代文學研究者在面臨新的挑戰時所應有的態度提出了一個原則：一方面，要堅守學科的基本立場，維護和繼承“五四”新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又不要將其凝固化，不迴避所存在的問題，要有新的發展和超越，這樣就可以使學科的發展，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勢。在我看來，嚴家炎先生所提出的這一“既堅守，又開放”的原則，對現代文學學科的健康發展，是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的。,應該說，嚴家炎先生有三大學術思想：堅持從史料出發的實事求是的原則與學風；多元共生的文學史觀和方法論；繼承、堅守“五四”，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場。嚴家炎先生有一個評價，他說，我們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發展路子比較正，學風也比較正。這大概是包括我在內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對這學科、學界總有一種依戀心態的原因所在吧。這樣的學術正氣，是由學科開創者的第一代學人，王瑤、唐弢、李何林、賈植芳、田仲濟、陳瘦竹、錢穀融……諸位先生奠定的，又經過以嚴家炎、樊駿先生為代表的第二代學人的培植與堅守，已經形成一個傳統。,引領風騷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最能體現嚴家炎作為文學史家的功力及見識的，無疑是《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學界普遍將其視為嚴家炎先生的代表作。,關於思潮流派研究，北大中文系教授們可謂引領風騷。除了嚴家炎1989年推出《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有孫玉石的《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以及孫慶升的《中國現代戲劇思潮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當然，這幾部思潮流派史著述中，嚴書影響最大。,關於此書的寫作過程，嚴家炎在“後記”中有清晰的交代。1982和1983年曾在北大中文系講授專題課，聽講者包括高年級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進修教師。每次開講，近十台錄音機同時啟動，講課內容傳播甚廣，部分觀點被他人的文學史、小說史著作所吸納，講者於是下決心整理成書。“這是根據我的講稿整理、補充、修訂而成的一部著作”，而成書的關鍵是1986—1987年出任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訪問教授，這才使得“六十年代以來的一點願望和追求即將實現”。除了長期研究的結晶，制約本書寫作的，主要是北大課堂聽眾以及美國校園文化。後者不僅提供了整理的時間與心境，也包括若干思路的調整。,在考察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鈎沉和總結現代文學史上的小說家群落，開創新時期以來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研究的新格局，這一披荊斬棘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逸興遄飛的北大課堂與正式刊行的專門著作之間，還有選編《新感覺派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中國現代各流派小說選》四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以及出版《論現代小說與文藝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983年秋，嚴家炎應上海《小說界》之邀，連續撰寫並刊出五篇“中國現代小說流派論”，從“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一直說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現代派小說。至於全書打頭的綜論性質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漫筆》《中國現代小說流派鳥瞰》，也都是北大課堂的產物。相對於日後一錘定音的專著，這些陸續刊出的論文，同樣認準“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這三種思潮、三條線索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相互扭結、相互對抗，同時又相互滲透、相互組合，這就構成了現代小說流派變遷的重要內容”，只是在具體流派的確認與劃分上不盡一致。,中國現代小說流派的研究，並不自嚴家炎始；但《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首次發掘了新感覺派、社會剖析派、七月派、後期浪漫派等小說流派，引發後來相關流派的研究熱潮，有很大功績。其中，第七章“七月派小說”很有特點，第八章“後期浪漫派小說”不太成立，最為人稱道的，還是第四、第五章。,第四章“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小說”如此開門見山：“稍晚於太陽社、後期創造社的‘革命小說’，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國文壇上出現了一個以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恭弘=叶 恭弘靈鳳為代表的新的小說流派——新感覺派。這是中國第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此前學界或因立場限制對其視而不見，或以為不過是日本新感覺派的拙劣模仿，基本持否定態度。嚴家炎借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新感覺派小說選》之機，認真梳理了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等的理論主張及其對中國作家的影響，還有劉吶鷗等上海作家如何藉助《無軌電車》《新文藝》《現代》等雜誌，嘗試將日本新感覺派初期主張的新感覺主義與後期提倡的新心理主義結合起來，最終闖出自己的道路，成為“中國現代都市文學開拓者中的重要一支”。第四章的內容主要根據作者的《論新感覺派小說——前言》一文改寫，主要差別在於增加了第五節“心理分析小說的發展和張愛玲的出現”。從思潮流派轉到了創作手法，拉進了那時在海外影響極大而大陸尚未認真關注的張愛玲，看得出作者的“趨新”。好在作者最終還是守住了邊界，沒有更多離題的發揮，只是引證張愛玲《流言·寫什麼》中談初學寫文章，借鑒各種資源及文體，其中包括新感覺派：“可見，說張愛玲曾得益於新感覺派，大概是可以的。但自然，不能據此簡單地把她當作新感覺派作家。”,相對來說，第五章“社會剖析派小說”最能显示史家嚴家炎的立場、趣味與功力。第一節“《子夜》的出現和社會剖析派的形成”、第二節“小說家的藝術，社會科學家的氣質”、第三節“橫斷面的結構，客觀化的描述”、第四節“複雜化的性格，悲劇性的命運”，單看各節標題，就能大致把握此章要義。其中第二節最有創意，日後左翼文化研究崛起，社會科學在三十年代中國的流播與影響日益凸顯，此類小說的研究得以深入展開。可惜受制於體制及篇幅，當初嚴家炎只是點到為止。,“幾乎是在新感覺派的都市文學和心理分析小說獲得發展的同時，以《子夜》為代表的另一種路子的都市文學也應運而生了。《子夜》的出現還帶來了社會剖析派小說的崛起。這樣，在三十年代，新感覺派的都市文學與左翼作家的都市文學，心理分析小說與社會剖析小說，這兩類作品就互相映襯，互相競爭，並在某種範圍內互相影響，互相滲透。”這段話很能显示嚴家炎的特點——站位較高，概括力強，簡明扼要，用詞準確，不慍不火。這是長期編寫教材鍛煉出來的本事，得益於作者閱讀量大，眼界開闊，有明顯的自家立場，但照顧到方方面面，說話不會太偏頗，聲音也不會太尖銳。,日後嚴家炎出版《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1989），李歐梵則撰寫名著《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英文版199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中譯本200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單看書名，一談“小說流派”，一講“都市文化”，各自的側重點及理論資源明顯不同。更何況，教材必須面面俱到，專著不妨千里走單騎。嚴家炎長期撰寫教科書，養成準確、清晰的表達習慣，全書風格大致如此，每章四至五節，每節若干要點，單看精心提煉的章節標題，就能大致了解該書的主要觀點，讀者很容易記憶與把握。,嚴家炎先生的“求實”精神,李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嚴家炎先生做學問主張的是“求實”，他以《求實集》作為自己早期論文的集名，一錘定音地宣示了他所追求的學術道路。,我體會先生主張的“求實”起碼有三層意思。其一，言必有據。記得剛到北大報到不久，和嚴老師談起如何做博士論文的話題，他首先教我的就是，“要有證據”“用證據說話”。我覺得嚴老師一下子就把做學問這層窗戶紙捅破了，論文重在實證說理。從此也似乎給我戴上了緊箍咒，每當我閱讀作品和材料有了感受、想法和觀點都會反過頭去再看，再想，再琢磨這些感受、想法和觀點因何而生，想明白，落實到支撐的證據后，論文的框架結構基本就有了。,後來，我告訴嚴老師為研究海派，想去上海查資料。嚴老師也就一句話，“穆時英曾在上海《晨報》上發過文章，你可以去找一找”。如果沒有嚴老師的指點，面對歷史文獻的汪洋大海，我很可能會無功而返。有了這個線索，儘管費盡周折，終於還是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看到了這份發黃的報紙，發現了一批穆時英及其新感覺派的軼文，並由此帶出其他報刊，雪球越滾越大，後來嚴老師和我一起彙編《穆時英全集》時，統計有40餘萬字。我博士論文《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能出些新意，是和這些新發現的史料分不開的。,這就要說到先生“求實”的第二層含義，即他一再申明的“實事求是”精神。對於學術研究來說，所謂“實事”，即回到原始材料之中。這是進入研究的第一步，不能將後來的概括及認識與歷史事實相混淆；所謂“求是”，即嚴老師謹守的一條治學原則：“憑原始材料立論”，“讓材料本身說話；有一份材料，就說一分話；沒有材料就不說話”。也就是說，你的述史與評判要把握分寸，而不能為嘩眾取寵，過甚其詞，刻意拔高求深。,正因為先生一貫秉持着“實事求是”“憑原始材料立論”的求實精神，其學問做的是實學，其觀點才中肯可靠，往往成為不刊之論。如1981年老師在《文學評論》第5期上發表文章，對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所作出的評價：“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在魯迅手中成熟。”這是多麼簡潔而樸素的文字，又多麼精準而到位，真可謂評論中的絕頂。如今幾十年過去了，仍然不可改易，歷久彌新。,然而，這些樸素至簡的經驗，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先生的“求實”精神中同樣不可或缺的第三層意思，即他信守不怠，知行合一的踐行。我現在體會，嚴老師的“嚴加嚴”根本是對自己的“嚴加嚴”。,先生的學問與學識就建立在盡量“求全”閱讀的案頭準備與深思熟慮上。對於我們這個產生自報刊時代的專業來說，雖說“求全”不可能做到，但先生堅信“最終決定成果質量的，是作者佔有相關原始資料是否充分”。他的典範之作《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用了八年的時間才問梓，如果再加上醞釀的時間，平均每年不過寫兩萬多字。通過廣泛的閱讀和琢磨，先生才能精準地為初期鄉土派、“革命小說”派、社會剖析派、後期浪漫派命名，恰切地概括出各流派的特徵，而成為定見，被廣泛襲用。其間所花費的看不見的功夫，從先生說“有好幾章寫完時都讓我覺得彷彿脫了一層皮”的感嘆中，掂量出一二。,本文由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李浴洋協助策劃，得到了盧曉蓉女士、北京大學中文系高遠東教授的幫助，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