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戰爭、自然災害、意外事件……從日常生活到國際視野，“不確定性”成為描述當下世界最重要的關鍵詞。當人們普遍感受到自己被巨大的無力感捕獲，被瀰漫的悲傷和焦慮吞噬，不禁不斷髮問：“這個世界還會好嗎？我還能夠掌控自己的命運嗎？”此時，美國歷史學家特奧菲洛·魯伊斯的《歷史的恐怖：西方文明中生活的不確定性》顯得格外應景，單單這個題目就尤為吸引人，畢竟歷史通常被認為是啟迪當下的一面明鏡。,然而，倘若期待從這本書獲得破解當下困境的秘笈，你多半會失望而歸。因為這本融合了作者個人經歷和學術專長的著作，以兼具感性認識和理性論證的方式得出了一個悲觀主義色彩濃重的結論：“不確定性”正是人類生活“確定”的常態，每個人的周遭都充滿了危險，傷害隨時可以襲來，對此，無論個人還是集體的掌控力都有着明顯的局限。換句話說，這本書的核心內容不在於揭示“如何能夠化解、甚至避免”諸如戰爭、疾病、種族屠殺等種種令人不安的可怕事件，而在於描述災難來臨后，人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應對”深陷的危機。,《歷史的恐怖》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研究著作，更確切地說，魯伊斯沒有採用以考據和計量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傳統史學研究路徑，轉而以西方新史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心理史學為基礎，在跨學科的視野下對歷史進行了不同維度的深描。從柏拉圖到尼采再到維特根斯坦，從荷馬到加繆再到托爾金，從詩歌到繪畫再到電影，魯伊斯所關注的歷史不再是年份化和數量化的檔案記錄，而是被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人們不斷書寫、闡釋和再現的開放式文本。,以1348年瀰漫佛羅倫薩的黑死病為全書的開篇，以薄伽丘的《十日談》為立論的出發點，魯伊斯將歷史上人類面對災難做出的反應歸納為三種方式：一是轉向宗教，以謀求對災禍的解釋和解脫之道；二是擁抱物質世界，以狂歡縱慾的方式忘卻世界的煩憂；三是投身藝術，在創造性的美學生產和欣賞中獲得精神的慰藉。儘管魯伊斯一再強調自己無意對這三種應對方式進行高低優劣的評判，但對身為無神論者的他而言，“宗教答案聽起來是空洞而沒有意義的”，而身體的放縱和物質的佔有帶來的也只是轉瞬即逝的快感和無邊無界的慾望膨脹。顯然，魯伊斯更傾向於第三種方式。無論對美學家和學者本人，還是閱讀欣賞他們作品的人來說，藝術想象和知識生產為身處“恐怖”之中的人們提供了一種解脫的可能，使其得以藐視（儘管無法逃避）苦難，從而對恐懼和痛苦進行自我消解。,魯伊斯曾在訪談中坦言，對於人類對世界和命運的掌控力，他是一個（過於）悲觀主義者。用他的話來說：“我們一直生活在深淵的邊緣……可怕的事情可能即將發生。”如果說未來的不可預測性讓生活充滿了不確定，那麼與此相對的，則是確定無疑的時間的流逝、生命的渺小短暫與必將終結，這是個體的人和集體的人類都無法改變的殘酷事實。在魯伊斯看來，“對抗歷史和時間的鬥爭都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忍受”。因此，人們尋求的應是“忍受”的途徑，提升的應是“忍受”的能力，當然，這也是人的天性使然，即人類與生俱來的“要活下去”的本能。,也正是在這個層面，魯伊斯的探索是一種未竟的事業。因為真正稱得上“忍受”的人不是遠離深淵或在一旁凝視深淵的人，而是身處深淵的風暴眼卻堅持不懈的人。在《歷史的恐怖》序言中，魯伊斯曾提到，在黑死病籠罩下的佛羅倫薩，亦有被薄伽丘和歷史學者忽略的“第四種回應”，即留下來悉心照料病人，沉痛埋葬逝者，並繼續着艱難而瑣碎的日常生活。相比“逃”往宗教、物質和美學世界的人，這些直面恐怖卻咬牙堅持、飽受痛苦甚至犧牲卻執着於讓世界正常運轉的人們更加令人敬畏。但遺憾的是，魯伊斯並沒有展開敘述他們的故事。是什麼成就了他們的不屈不撓？他們又有着怎樣的歸宿？這對幾百年後依然被各種不確定性裹挾、被時常不期而至的恐怖侵擾的我們而言，無疑更具鼓舞和啟迪意義。,某種意義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進程的參与者，因為每一個現在正在成為過去，將來也很快不再是將來。正如魯伊斯指出的，時間的流逝是人類必須經受的最大的歷史的恐怖。反思歷史或許無法讓我們改變歷史的進程，但起碼可以讓我們認清一些真相，進而或多或少地釋懷：即使我們無法左右恐怖的降臨，我們依然可以通過藐視恐怖實現自我和解；即使我們無法阻擋時間的行進，我們依然可以通過創造意義留存生命的印記；即使我們無法避免生活的不確定性，我們依然可以通過追求美和善堅守對希望的執着。